盐城师范学院期末论文2012－2013学年度从唐代婚姻看妇女地位的提高学生姓名杭彬鑫学院社会学院专业历史（师范）班级社会11（1）学号 ********指导教师吴春香2013年06月10日从唐代婚姻看妇女地位的提高摘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唐代社会又是很开放和比较宽松的社会。
尽管唐代妇女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但她们的聪明才能和刻苦,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
婚姻上,她们争得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获得了“和离”(类似今日的协议离婚)的权利，也出现了“男到女家成婚”、“夫从妻居”婚姻生活的新格局，具有“择偶的自由”、“夫从妻居”、“妒妇惧内”等特点,充分反映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较大幅度提高。
【关键词】唐代；妇女；婚姻制度；地位提高；妒妇惧内；引言一般说来，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婚姻和家庭是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家庭，是广大妇女主要的活动场所。
所以要了解唐代妇女地位的真实状况,婚姻是最先着眼点。
唐代高度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这一时期的妇女在择偶、离婚再嫁、丧夫改嫁、争取一夫一妻（妒妇惧内）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受到较少的婚姻束缚。
《礼记》中对婚姻的描述是：“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济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1]。
也就是说两家人结为亲家，从此共同供奉先祖，延续后嗣。
这一句中完全没有提及婚姻双方的自我意愿，传统社会男尊女卑,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没有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婚姻的通例，许多时候男女双方只有在成婚当晚才得以相见第一面，继而展开婚姻生活。
但是唐代女性一改以往全凭父母做主的状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这种主动性贯穿家庭生活的始终，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未婚女性有一定的择偶自主权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太平广记》卷63《崔书生》、卷310《张无颇》、卷315《吴延瑫》。
其中记载的婚事经过，如卷63《崔书生》同样是写女子有意于崔书生，托媒成婚。
卷310《张无颇》记述了一女子看中张无颇，自献珍宝托人说媒，从而嫁得意中人的事实。
以上两例，虽都有媒人为中介，但媒人只是相关礼数的需要并不起实际作用，促成婚事的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女方。
以上两例尚有媒人参与期间,但更有女子直接指“夫”为婚,或私定终身。
如《聂隐娘》: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
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聂隐娘自指其夫,直接告诉父亲,而父亲却“不敢不从,遂嫁之”,对女儿自主的婚事也不敢有任何意见。
[2]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女子对待婚姻大事，往往不拘泥于小节，不受制于传统礼教，勇敢挑选如意郎君，积极主动地促成婚事。
这种大胆追求、不畏世俗的精神，可以真切地看到唐代女性在择偶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性。
但除了唐代妇女自己在自我意识上有自主主动的意识外，唐代法律也为她们敢于追求婚姻自主提供了保障。
唐代对私约婚约加以保护，例如《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许嫁女辄悔”条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3]《唐律疏议》还有了关于卑幼可以在外不经尊长同意而自主结婚的规定。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篇中这样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己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
违者，杖一百。
”[4]这一规定就说明子女在没有征得尊长的同意之下，确定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而且视为合法行为;但如果还未成婚就应依从尊长所定的婚约，否则就构成了“违律”并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个规定说明了在法律的包容下，唐代未婚男女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享有部分婚姻自主权，有利于未婚的男女们自主地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在客观上为唐代的青年男女自主择偶开了绿灯。
二、女性离婚改嫁、丧夫再嫁情况普遍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开放,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压迫远不如后世那么严厉,因而妇女的生活环境比较宽松,家庭地位逐渐提高。
夫妻离异比较自由，对离婚、再婚、寡妇再嫁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旧唐书·诸帝公主》中记载,宫中公主有212人,出嫁的123人中,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安乐公主就曾下嫁给武崇训,崇训死后又嫁崇训的胞弟武延秀。
[5]（一）离婚改嫁——“和离”制度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唐代女子亦拥有比后世较多的自由，往往可自求离去，改嫁他人。
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唐朝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和离制度”，类同于现代的协议式离婚。
和离作为一种离婚形式，早在《周礼·地官·媒氏》中就已有记载：“娶判妻人子者，皆书之。
”意思是说，男女写下文书为证，即可合议离婚。
但这种和离思想开始并未形成系统，至唐代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唐律疏议》以法律科条的形式记载了相关和离的规定，并附有相当完备的解释和说明。
《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诸犯义绝者离之”的后一条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疏议》对其解释是：“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6]今人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中《隋唐五代部分》就收录了不少九世纪时的《放妻文书》格式。
这些离婚书说明离婚完全是出于夫妻自愿，是比较自由的:强调双方感情不和，属于“情不相得”的“和离”范畴。
在“和离”制度下，妇女摆脱了封建婚姻制度中只能因“七出之罪”而单方面被男子休离的低下地位，取而代之以同男方平等的地位，以协议的方式来和平、公正的结束婚姻关系，离婚由男人说了算的事变成夫妻两个人的事，这实际是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现。
“和离”制度与现代人好聚好散的婚姻观念十分相似，体现了唐人理性对待婚姻与再婚的开明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唐代妇女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提高。
（二）丧夫再嫁唐代妇女婚姻自主，离婚有法律保障，丧夫再嫁更是普遍。
如《太平广记》卷273《周皓》载,太仆卿周皓偶遇周简老。
后周简老问他是否婚配,并说自己有一表妹,如今孀居,“今无所归,可事君子。
”周皓当天遂纳其表妹为妻。
[7]而男子也不以娶“再醮”之妇为耻,体现出唐代男子对于娶再嫁之妇的宽容与理解。
甚至连因褒扬节烈妇女而作的《新唐书·烈女传》也有寡妇再嫁的事例。
如“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
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
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
[8]在唐代，寡妇再嫁也是相沿成俗的,当时再嫁之易，世人并无轻视侮蔑之意。
与此同时，如果寡妇想守志，除了至亲尊长外，其他人也是没有权利干涉的。
在《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中有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
各离之。
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
”[9]从这条规定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一方面不特别地反对改嫁，一方面又对守节的寡妇给予保护，使得其个人意愿得到满足。
法律还是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当事妇女的想法。
以上唐代妇女离婚与再嫁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她们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代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地位较高，她们并未完全沦为夫权的附庸，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
三、夫从妻居、妒妇惧内中国自古以来的婚姻形态是男到女家迎娶，并在夫家举行婚礼。
然而，在唐代社会，出现了许多男嫁女娶的现象,也就是男到女家成婚,或是男方在经济上依附于女方的婚姻情况。
这种婚姻形式在统治阶层的一般士大夫家庭中更多的发生。
唐代有不少文献记载着男到女家成亲的现象。
如敦煌唐代写本书仪中就有“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既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
或逢诞育男女，非指一二。
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妇人虽己成礼，即于夫党元不相识。
”[10]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男子不仅在妇家完成婚礼，而且，妻子多年不到夫家，甚至生了几个儿女，仍与夫家人不相识。
“男到女家成婚”这种有别于“男本位”或“夫本位”的婚姻形式，体现出了“女主男从”的婚姻生活状况。
男到女家成婚，显示了妻子的主人身份，女方成为婚姻事实的主角，有着较高的地位，这就注定了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必然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
女子不仅受到丈夫的尊重，在家庭生活中拥有和丈夫一样的权利，甚至可以支配丈夫。
唐代妇女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唐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妒妇”,而男子则多数“惧内”。
妇女多妒、善妒,而男子“惧内”、“怕妇”的现象,在《太平广记》也颇多记载。
如卷272《任瓌妻》、卷248《任瓌》写唐太宗时期,任国公任瓌、宰相房玄龄两位重臣“酷怕妻”的故事,历史上著名的“吃醋”典故即由此而来。
唐太宗曾打算替房玄龄教训一下房夫人,及见到房夫人以后,就连这位贞观天子也只能感慨:“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而那位任夫人则“宁妒而死”,即宁可身死也不愿意看到丈夫纳妾。
更有甚者，唐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
时韦庶人(案,即唐中宗韦皇后)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
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
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皇帝、大臣惧内怕妇,竟被编成流行歌曲传唱于宫廷内外,由此可见唐代男子惧内风气之盛行。
牛志平先生对唐代妒妇与“惧内”的现象曾有精彩评述,云:“唐代妒妇人数之众,妒性之烈,手段之奇,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11]“唐代妒妇堪称妇女生活史上的典型。
中唐以前,是其妒性最盛的时期,即所谓‘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12]妒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执行者和维护者,她们嫉妒、痛恨其他女人的介入,或者对丈夫的行为进行约束或限制,是为争取在婚姻生活中的平等权力,是对不平等婚姻制度的坚决反抗。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唐代之所以盛产妒妇以及士大夫“惧内”成风,反映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地位的提升。
四、结束语唐代封建社会因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民族融合,文化发达,社会开放,使得妇女地位有所提高和改善。
她们拥有一定的择偶自主权，离婚改嫁、丧夫再嫁情况普遍，夫从妻居时有发生、妒妇惧内更是十分常见，从皇帝到平民。
同时，她们不仅有自己的自我意识，法律更是为她们提供了保障——“和离”制度、对私婚的保护等等。
从这些唐代婚姻的社会现象的总体上看，唐代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1]孙希旦.十三经清人注疏·礼记集解·卷58[M].北京:中华书局，1989:1416.[2]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94《聂隐娘》[M].北京:中华书局.[3]《唐律疏议》卷13《户婚》[M].175条.第253页.[4]《唐律疏议》卷14《户婚》[M].l88条.第267页.[5]《新唐书·公主传》[M].[6]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8.[7]《太平广记》卷273《周皓》[M].[8]《旧唐书》卷193《列女传》[M].第5141页.[9]《唐律疏议》卷14《户婚》[M].184条，第265页.[10]高世瑜.《唐代妇女》[D].第148页.[11]牛志平,姚兆女.唐代婚丧[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103页.[12]牛志平,姚兆女.唐代婚丧[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