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胡小伟引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他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在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保民」的神祗。

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城乡的「关帝」庙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

清人赵翼对此也颇不解，他曾历数关羽崇拜的过程，并感慨道：「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

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

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

明洪武中复侯原封。

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

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

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

』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

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1]在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幅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封建时代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

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

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而且对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义。

说起来，在有关关羽的「造神」过程中，文学诸样式，包括传说、笔记、说话、戏曲、小说等与民俗、宗教、伦理、哲学一起相互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关羽是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这些文学样式共相始终的一个形象。

正是在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清初文学中，关羽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2]了。

笔者在多年收集资料之后，正着手撰写《关帝崇拜》一书，力求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之起源，形成、发展的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索。

从现有资料看来，关于「关羽显圣」的说法，实起源于隋唐之际佛教传布，但涉及因素则远不止此。

本文即是对这一现象分析考索的撮要。

不揣固陋，以俟海内外博雅君子教正。

一，魏晋南北朝关于关羽的传说《三国志演义》开宗明义云∶「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实际上三国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正反合」过程。

尽管以「三分归一统」，司马氏建晋为结束，但是汉末发生动乱的遗绪和三国时代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隋唐。

围绕着三国时期一些放射着光彩之历史人物的种种传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过。

明显不过的事例，便是裴松之对《三国志》注解中引用的资料中，杂采有这一时期的许多故事传说。

[3]这些说法相当零散，甚至互相矛盾，以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裴注为「往往嗜奇爱博，颇伤杂芜」。

[4]其实，这正证明着在魏晋以后志人、志怪小说盛行之时，人们对三国人物故事持续的兴趣，甚至出现了象《（赵）云别传》这样的志人专传。

正是这些较正史丰富生动得多的故事传说，构成了后世三国故事的血肉。

《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不过九百多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过人的勇武。

如「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如「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如」；如「羽率众攻曹仁于樊……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

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

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等等。

甚至说张飞的「威猛雄壮」还「亚于关羽」。

陈《志》、裴注中亦每以关、张并称，这在魏晋以后的武人中间显然发生了影响。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条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

其说见二公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

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

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

』（《魏志·昱传》）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

』（《魏志·晔传》）此魏人服其勇也。

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吴志·瑜传》）此吴人服其勇也。

不特此也，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

（《晋书·遐传》）苻秦遣阎负、梁殊使于张玄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

秃发亻辱檀求人才于宋敞[5]，敞曰：『梁崧、赵昌，功同飞、羽。

』李庠膂力过人，赵廞器之曰：『李玄序，一时之关、张也。

』（皆《晋书》载记）宋薛彤、高进之并有勇力，时人以比关羽、张飞。

（《宋书·檀道济传》）[6]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

（《南史·安都传》）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

（《南史·文惠太子传》）[7]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

（《魏书·大眼传》）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夤曰：『崔公，古之关、张也。

』（《魏书·延伯传》）[8]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人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

（《陈书·摩诃传》）以上皆见于各史者。

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

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9]赵翼虽然是以严谨著称的史学家，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关羽已被乾隆皇帝御口钦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的时代，在这则札记中耍了个含混的小花招，掩饰了当时有些武人们对张飞的崇敬，尚在关羽之上的史实。

如《晋书》卷八一《刘遐传》中，原文是作『冀方比之张飞、关羽』，张飞排名倒在关羽的前头了。

这或许与陈《志》「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说法有关。

历史毕竟是「士大夫」们写的，他们宁肯自居于君子，受到张飞那样的猛将的爱敬，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

唐人倒是消除了偏见，在他们咏三国史事的诗中，就屡以『关、张』并称了[10]，例如：「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11]「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

」[12]「虽依关、张敌万夫，岂胜恩信作良图？」[13]魏晋南北朝间关于关、张以至诸葛亮这些蜀汉名臣的夸赞之词如此之多，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

[14]晋虽混一宇内，但蜀汉之影响并未因此消失。

西晋「八王之乱」后，十六国中即有巴氐人李特之侄李寿在成都称帝，径改「成汉」国号为「汉」；荆襄张昌率巴蜀流民起事，亦推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改名刘尼，冒称汉后；就连北匈奴之刘渊立国也以汉称，理由是「昔王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

[15]可见「尊汉室以为正统」的观念，在当时也并未消失，尤其是益、荆一带。

关羽所以能在三国诸雄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裴注所引当时有关关羽的的载记故事中，已分明混入了神异之迹了。

最重要的是在陈《志》写到关羽父子之死时，裴松之所引的三条：《吴历》∶「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蜀记》：「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前两条且放在后文讨论，单说第三条。

这寥寥数语，就是若干年后形成关帝崇拜的一大「酵母」。

按汉代本为方术盛行之时，经学与方术结合，便出现了阴阳家与儒家的结合物，正如《后汉书》所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硅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水；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名者也。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于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云云，将《春秋》学引至神秘主义，而以《公羊》、《谷粱》两传尤甚，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16]的现象。

刘歆解经，独尊《左氏传》，与《公》、《谷》对立，这实际涉及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一段公案。

至马融、郑玄、王肃等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但贾逵又以谶纬附会《左氏传》。

「左氏春秋」遂成为专学，甚至出现了「《左传》癖」[17]，为后人解经时左右逢源大开了方便法门。

后世儒家崇奉关羽者，或尚其知「春秋大义」，或推其能神明断案，以至在关庙中一定要修建「春秋殿」，「春秋亭」，一定要塑关羽读《春秋》像，甚至一定要求「关帝籖」，其源盖出于此十一字。

但这已是后话，按下不表。

二，荆楚崇奉关羽的民俗文化基础「关羽显圣」的传说后来极多，但最初显圣的地点则是在当阳的玉泉山麓。

据《光绪当阳县志》∶「显烈祠在玉泉寺北，内祀关圣，珠泉经其前。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傅相阮文达公（元）方制楚，阅兵过此，题额曰∶『最先显圣之地。

』」究其魏晋南北朝荆楚之民崇奉关羽，实源于楚地巫风与巴人信奉之原始道教之结合。

试论如下∶楚地自古崇尚巫风，已为学者所共识。

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

《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

直至隋代，其习犹故。

《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

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

」楚人淫祀之滥，于史有名。

如《北齐书·慕容俨传》有祷城隍，《荆楚岁时记》亦载迎厕神紫姑、祭江神屈原、涛神伍子胥、灶神祝融等。

《宋书·孔季恭传》、《齐书》李安民、萧惠基传、《梁书·萧琛传》均提及吴兴郡有项羽神，俗谓甚灵验。

《南史·陈本纪》载「高祖永定二年正月，遣策吴兴楚王神为帝。

」盖即所谓项羽神也。

连无功无德的无名小卒也可轻易成神，如《搜神记》卷五提到的汉末秣陵尉蒋子文本为「嗜酒好色，佻挞无度」之徒，「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