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历史背景探究陈晓晔【摘要】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安史之乱带来的国家的深重灾难和诗人的悲惨境遇，使诗人的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铸入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
考察诗人的创作踪迹，可分为准备时期、起步时期、成熟时期和总结时期四个阶段，经过这一苦难的历程的磨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登上了唐代诗歌的最高峰。
杜甫的全部创作，既是他伟大人格的写照，更是展示那个时代风貌的无比珍贵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创作；安史之乱；“诗史”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最繁荣的时代，杜甫是这个时代作品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伟大诗人。
诗作估计近三千首，今存一千三百多首。
他继承和发展了滥觞于《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又铸入了深挚的爱国主义灵魂，使现实主义焕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辉。
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评论：“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少衰，世号诗史。
”孟棨《本事诗》也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结着。
”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的诗》中提出的卓见，完全适用于杜甫。
杜甫胸中那颗对祖国对人民无限赤诚的心，始终敏锐地感受着历史的风云，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诗人生活的时代，适值大唐帝国经历着盛而衰的剧变，他不但目睹了“开元全盛”的繁荣气象，而且身受了安史之乱带来的腥风血雨的洗礼。
杜甫一生的创作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大致可分为准备、起步、成熟、总结等四个时期。
一、准备时期，即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和壮游时期。
杜甫字子美，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渐趋败落的封建官僚家庭。
世代“奉儒守官”。
十三世祖杜预是精通文武的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山东曲阜）司马，奉天（陕西乾县）令，能诗。
故杜甫常以“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自傲，从小有志于诗歌创作，而且才思敏捷，诗情洋溢。
女子舞剑，歌手演唱都能使他得到深刻的艺术启迪。
他的《壮游》诗说：“七龄诗即壮，开口咏凤凰”；又云：“昔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预示太平吉祥，“咏凤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2诗大概是歌颂当时的升平气象的，可惜早已失传。
少年时，他的文字才华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赏识。
他的《忆昔》一诗集中地抒写了自己对开元盛世的感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他又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全国中心地区，有机会受到先辈名流的指导，能广泛地吸收各种姐妹艺术的滋养。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他的主观勤奋相结合，使得他的艺术才华迅速地与日俱增。
在杜甫创作的准备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他的三次漫游。
第一次是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二十三岁，首次游历吴越，即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
曾欣赏过苏州虎丘山上剑池的风光，凭吊过会稽秦始皇的遗迹，观瞻过江宁瓦棺寺的维摩吉画像。
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希望由此进入仕途。
结果不第。
于是第二年又开始漫游齐赵，即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
他兴致勃勃地歌唱：“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壮游》）诗中一方面表现了诗人旷达豪放的胸襟，同时也隐含着怀才不遇的感慨。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返洛阳。
三年后，再次漫游中结识了诗人李白和高适，同游梁宋，即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
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
……”（《昔游》）由此可见他们的豪情胜慨。
三次漫游使青年杜甫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性情，初步接触了社会。
他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创作上互相砥砺，成了文学史的千古佳话。
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作现存仅二十几首，最能体现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作特色的，是第二次游历中写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眥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充满了青年诗人朝气蓬勃、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斗志豪情；语言精炼雄遒，已初露杜甫创作上语言风格特色的端倪。
二、起步时期，就是十年困居长安时期，时杜甫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
如前所述，“奉儒守官”的家庭教育和表面升平的社会面貌，使杜甫对社会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逐渐确立了“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来到京都长安，再一次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得仕进。
但是，他未曾料到，这时候，“开元盛世”已经病入膏肓，唐王朝内底里已经日益腐败，由于种种原因，旧臣相继去职，“口蜜腹剑”的李林逋等辈却高居相位，他们一手遮天，极尽嫉贤害能的阴谋诡计。
风流皇帝唐玄宗一失励精图治的雄心，终日与杨贵妃沉溺于声色。
杨氏家族受宠，骄奢横行，心怀叵测的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拥重兵镇守边疆。
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人民不堪赋税、兵役的沉重负担。
潜藏着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日趋复杂。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有一技之长者入京应试。
杜甫欣然而往。
结果应试者竟无一人入选。
李林逋却“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结《谕友》）。
面对这次政治骗局，杜甫产生了对世态的强烈憎恶。
“纨绔不饿死，儒官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第一声控诉。
此后，他多次向朝廷官员直至唐玄杜甫“诗史”寻踪 3宗投书，以诗文求荐，均无结果。
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才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微职。
在长安，杜甫长期寓居客舍，最后一年，移居城南汉宣帝杜陵及许后少陵所在地，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
漫长的十年，诗人过着饥寒交加、穷困潦倒的生活。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苦难的生活冷酷无情地折磨了杜甫，同时也成了杜甫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巨大推动力。
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个人遭际的不幸和辛酸，激发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突破了“自我”的小天地，转而面向社会现实，面向人民，从而焕发出新的光辉。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写的《兵车行》是杜甫直接抨击统治集团的第一声怒吼，它标志着杜甫诗歌创作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起点。
《兵车行》是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信史和实录。
自天宝六载（公元747年）起，唐帝国不断对吐蕃、南诏、契丹发动战争，连遭失败。
仅在吐蕃石堡城一战，唐军就伏尸数万。
九年冬，又大量征兵，同时出击吐蕃和南诏。
十年春，大败。
为补充兵员，在关中再募士兵。
南诏多瘴疠之地，瘟疫流行，被征者不愿前往。
御使大夫杨国忠就“遣御使公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车哭声震野。
”（《资治通鉴》）在长安的咸阳桥边，杜甫亲眼目睹了点行出征的凄惨场面，倾听了出征士兵的哭诉，写下了《兵车行》。
全诗先记叙“行人”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惨状。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是一幅多么怵目惊心、惨绝人寰的画面！诗歌接着借“行人”的答话，申诉了他们自己以及全家的悲惨遭遇：十五岁被迫去防守边疆，到满头白发还不能回乡与家人团聚。
多少田园无人耕种，荆杞丛生，而朝廷的租税却一点也不能少。
今天的“行人”不就是异日的怨鬼吗？“君不见青海头，从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真可谓一字一滴血，一声一行泪。
造成这人间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诗人大胆而深刻地揭示，这是因为“武皇开边意未已”，唐玄宗开拓疆土的野心还没有满足。
诗人同情谁，痛恨谁，是何等泾渭分明！这是一首杂言古体叙事诗，杜甫以敏锐的洞察力，选取了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场景入诗，以一斑窥全豹，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会危机，突出了非战的主题。
语言质朴而鲜明，叠音词的运用，动词的精当选择，三言七言的穿插，都在表情达意上产生了气势奔腾，一泻千里的艺术效果。
三、成熟时期。
包括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甫接受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以后，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漂泊西南以前的将近四年时间。
这是杜甫一生中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最辉煌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杜甫从京都赴奉先期间的创作。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的某日半夜，诗人从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4安启程，去奉先县探望家人。
在此之前，安禄山企图发动叛乱的迹象就已经有所暴露，唐玄宗虽有觉察，却仍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之度外，终日与杨贵妃及一班近臣在骊山（今陕西省临潼县）华清宫避寒享乐。
骊山距长安六十里。
杜甫途径骊山时，但闻山上歌乐不绝于耳，还可看到为达官贵人寻欢作乐而奔走的卫士穿梭来往。
到了奉先家里，适逢幼儿冻饿而死，全家痛哭，一片凄惨。
朝延的腐败、现实的险恶和多灾多难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深思。
于是，他根据旅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前夕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
它是杜甫忧国忧民的进步世界观已经确立的鲜明标志。
诗人以向阳的葵藿自况，痛切地表白了对国家、朝廷的赤胆忠心，从自己苦难连绵的遭际，联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幸，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慨。
他希望唐玄宗能成为尧舜，但骊山上的歌乐却只能使他作出相反的判断。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一边是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一边是人民的饥寒冻馁。
诗人把多年的生活体验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概括为千古不朽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时候的杜甫，已经把立足点移到千百万不幸的人民中间，他身受的苦难与普通百姓一样多，一样惨，甚至更多更惨。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剧痛面前，他并不沉溺于对个人命运的痛苦悲哀之中，而是推己及人，把目光投向普天下劳苦大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
”这首泣血迸泪的诗，表现了杜甫难以排遣的愁苦忿懑和内心矛盾，展现了诗人宽广博大的襟怀，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而且鲜明地显示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第二阶段，安史之乱暴发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杜甫任左拾遗期间的创作。
杜甫赴奉先探家一个月后，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兵变，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唐王朝从此陷入了历时八年的连天烽火之中。
这次动乱是盛唐以来逐步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酿成的社会危机的总暴发，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划时代转变的界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