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着民族之根的少数民族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评价一个作家,重要的不应该是他创作的数量问题,也不应该是作品体现出的风格问题,而是一个作家的视野、文笔的力度问题,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这来源于作家内心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尤其来源于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
我们能够感受到,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已经渐渐靠到了本民族日益广阔博大的肩膀上,从个人的立场走出,最终走向了民族温暖的群落之中,他们的散文也成为了辉映各少数民族民族精神的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这些散文表现出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敬和赞美,其中承载着本民族更多更大的欢乐,也承载着巨大的痛苦,其实这更是一种晴朗明亮、深邃的境界,而这最终成了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之根。
格致,满族作家,她的创作在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中是突出的,富有鲜明的个性,她力求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尽力避开那种庸常的路径,而去开辟一片崭新的散文疆域,比如她的《红花白花》(《民族文学》2010年第9期),文中对于红花白花的设计是精心的,红花白花背后的寓意也是明显的,色彩的对比给人较为强烈的感官波动;格致在她的《倒影》(《人民文学》2011年第12期)也精心设计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文字背后的含义还是要去细读的;格致的《女人没有故乡》(东方出版社,2013月10月出版),此书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格致自己特有的对散文的精致追求和探索,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生命的脆弱与无限的希望;格致的《庭院》(《人民文学》2009年第9期)、《两重虚》(《美文?上半月》2013年第5期)也是她作为一名优秀少数民族散文家的精心之作。
高维生,满族作家,他的《一个人在家》(《文学界》第3期)写自己做的一个噩梦再次出现,自己醒来,心脏跳得厉害。
“梦中的长刀,有一朵火焰在上面蹿动,压在脖颈上。
我闻到了火的气息,感受刀锋上死亡的喘息。
不知为什么,这时一匹狼,张开了凶狠的大口。
一声长长的嚎叫,在身体里游荡。
”但自己的静坐是徒劳的,只能慢慢挨到天亮,那“一股睡意”才风一般地卷了进来,将自己旋进其中。
作者写得这些有些怕人,这是作者沉在了一片细密的琐事产生的种种臆想,妻子不在家,自己“向窗外张望,看不清什么了。
房间中填满了沉重的黑”,只剩下“一排光带来一片明亮,在贪婪地吞吃黑暗”了。
高维生在《走在平原》(《清明》2012年第2期)中,将世俗的生活铺开了来写,平原的野地上、动物们、四蹄荡起尘土的驴拉的车、蔬菜批发市场、年代久远的老屋、屋里木桌的抽屉、摆着的一摞信、乡村学校等,都写得细密,有声有色。
宁楚格,满族作家,发表在《民族文学》2011年第5期上的《后海》,写了为“年少时的记忆所围绕的”北京什刹海,因为“这里的杨柳岸,亭台楼阁,王府的高墙都参与了我性格的塑造”,儿时的记忆是真切的美好的,当时的阳光、学校、亭台楼阁,红门灰瓦,年少轻狂的同学,都是让人觉得幸福的源头。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是哈萨克族作家,她的《新娘》(《民族文学》2010年第7期),写了一个并不漂亮的新娘,“她不是一个算得上漂亮的新娘。
脸有点儿圆,皮肤有点儿黑,颧骨有点儿红,嘴唇有点儿厚,鼻子有点儿肉,但一双眼睛很黑像玻璃球。
”作者在写这个新娘的时候,把更多的笔墨给了称这个新娘为“姑姑”的男孩,用男孩的言行举止写出了他们两个在远离家乡“五百公里的路”的婆家所感到的陌生与疏离,整个文章沉浸在一种喜乐背后的寂冷中,就如同文中所写的那样,“人们的相逢与别离,总是杂乱的,像一堆突然混在一起的乱码。
”生活在浙江的帕蒂古丽也是维吾尔族作家,她的《隐私的故乡》(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12月出版),此书写了新疆的一个小村子,表达了作者对于时间、命运、故土、亲情、爱情的思考;帕蒂古丽的《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天涯》2012年第2期),语言很是有灵气,比如开篇一句:“那一年,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回来,大雪就像盗贼一样从南山那边扑过来,抢夺了村庄里收割的喜悦。
”比如写人们从稻田里回村的时候,是“一步一回头,好像那些稻谷会在他们哪一次回头时,一下子从雪窝里蹿出来,蹿到他们跟前”,这些都是很有灵性的句子,是长时间的写作实践之后才能得到的。
嘎玛丹增的《散文三题》(《广州文艺》2011年第6期),包括《影子的黑夜》、《满天星》、《三匹亮瓦》三篇文章,其中《影子的黑夜》是写得有些特别的一篇,对于每天都紧跟自己的影子,“我”想把它关进死牢,因为“我”的所思所想总是跟自己的影子背道而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的生活”,于是“我”想用酒精将自己的影子灌醉,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生是带着问题存在的”,也只有影子“还燃着一丝光亮,指引着我回家的线路”。
人生就是如此,有内心深处的那个影子,自己才不会被焦虑、挣扎、阴谋、谎言、凄惶、欺诈、痛苦和绝望一直包围,才不会任黑暗将自己的影子一一干掉。
回族作家石彦伟的《残花时节》(《散文百家》2010年第5期)写得很抒情,对于景物描写具有传统的美感,“乡野的吠声隐隐浮动在苇塘深处,间或有秋虫羞怯地和着。
白白的月光底下,一淀秋水茫茫沉沉地伸展到天边去了,看不清了。
近处的波怀里,放养着簇簇群群、触手可取的星颗子,长在水中的菱角似的,饱满而老实,这会儿都楚楚地醒着,抖着眉眼,放着那洁净的光。
”作者写出了白洋淀的美,这篇文章的特色在于景色描写的清淡与美好,而且其中的母子之情也是温和感人的,因为作者看到“那白亮亮地扑朔着的分明不是芦花,却是母亲的白发”。
石彦伟的散文写作似乎与他的年龄无关,他的关注点和写作的内容并没有太多“80后”之类的命名和忧伤,他走的是一条与传统作家一致的道路,他散文写作的起点与方向,也与一名传统散文作家的起点与方向是类似的。
因此,他散文有的是真爱与忧伤、怀恋与无奈,他既有回望故乡的能力,也有针砭世事人心的力度,也有在现实的压迫下挤压出来的理想主义,所以他的作品脱离开了他的年龄,从写作之初就步入了散文的深海之中。
2013年,他的主要作品是:《雕花的门》(《黄河文学》第7期)、《爷爷的河流奶奶的船》(《北方文学》第11期)、《彼岸的彼,彼岸的岸》(《红豆》第9期)、《地穴流浪者的时间线》(《边疆文学》第11期)等。
阿慧创作的《迷失乡野》、《雪地胎羊》、《泥娃》也是回族作家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土家族刘照进的《缓缓穿过(二题)》载于《山花》2010年第12期,当作者面对一条“不动声色地流淌,宁静、飘逸、收敛,却又像血液默默地在我们的体内穿行”的河流时,看到了县城密挤的高楼,空阔的防洪堤广场,逐渐地深下去的夜色,贫困与富有、高贵与低贱、繁华与落寞、喧嚣与沉寂。
这一组组尖锐对立的词汇,使作者自己都无法准确判别,因为所有的一切在穿过城市中心的繁华、富有、浮躁、喧嚷的时候,同时也穿过城市边缘的落寞、贫穷、肮脏、沉静。
从初春到冬末,从潮涨到潮落,河流依旧只是缓缓穿行,一切皆是那么平静和自然,从中可见作者写作此文的心绪是沉静的,没有任何的思想的夸饰,但他分明是触摸到了一处不可触摸的城市神经。
米米七月是80后出生的土家族作家,长于小说写作,散文写的不多,质量却是不错的,展示了年轻作家对于散文的理解,于是写作呈现的面貌就有些不同了。
《细数父亲的鱼》(《美文》2009年第12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此文让人感觉到了80后作家的才气和创作实力。
很明显的,80后作家的视角和写法是有些不同的,对于事物的观察的心理态势也有差别,因此,“我这个冷漠到无精打采的人,主张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描述他们,即使多么面目可憎,多么乏善可陈,他们死后,肯定会迅速遗忘他们。
只有在讲与他们相关的故事的时候,才能无论开多么一小道口子,都能血流股股,自行决堤。
”“齐刷刷的,从进去的第一天起,鱼就是站在水里的,在水里直立行走,把头昂出水面,嘴巴一抿一抿,好像在指桑骂槐”,写的很特别,观察的角度别致,写的也沉稳,也能深到骨子里了,很是不易。
土家族作家彭学明的《流年》(《散文选刊》2011年第9期),是来写自己的家乡湘西的,作者选取了包括“屋檐”、“油坊”、“仓库”、“小木屋”、“吊脚楼”等农村常见的几处场景来写,写得颇有乡土味道,从中也能感知作者细细的记忆,湿湿的心情。
彭学明的《湘西年味》(《美文》2009年第3期)也写出了当地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
土家族作家叶梅的《从小到大》(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月6月出版)是近年来土家族散文作品中难得的佳作。
另外向迅也是土家族近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之一,他的《人间花事》(《民族文学》第4期)也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往北》(《滇池》2012年第10期),作者李达伟,是白族作家,文中分《往北》、《游荡》、《词语的破碎》、《幽暗》几篇,作者写了一种执着的向往,写了一种往北的倔强。
作者写道,往北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秘密,自己感受到了内心深处开始出现一条无法摁住的蛇,它像一只潜藏的情欲的苏醒,能让灵魂触及生命的疼痛与真实;文中还写了自己对幽暗的偏爱,对于电影院那一小片幽暗的深深记忆和那种淡淡的忧伤。
另外作者在《文学界》第2期发表的《潞江坝:心灵书》也是相当耐读的文章。
壮族作家黄庆谋的《重返荒原》(《红豆》2011年第10期)写一只自断一只腿的狗,只用三条腿立地,所以这只狗打量荒原、观察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它得到了巨大的自由,得到了一个真实的荒原。
《骑上马背以后》是写作者在读了纳博科夫的《娜塔莎》后,出现的幻觉或者梦境,而且梦中的“世界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容易使人沉入幻想,从中可见作家还是力图寻找到一种更有新意的写法的。
另外,壮族作家严风华的《一座山两个人》颇有些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笔法和情趣,从中我们能够窥见他闲适的心态和自由的精神,是近来散文的重要收获之一。
当然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中,最为突出的还是久负盛名的回族作家张承志。
张承志的散文真挚、纯洁、深邃、博大、慈爱、忧郁,有心灵的煎熬与疼痛,有诉说、辩解、剖析时的战栗和激动。
可以说,他散文的根本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其中的民族之根,就如同他在《黄土与金子》写到的,“中国回族与伊斯兰研究的可能性仅仅在于一点,那就是人民活着。
”一般认为,一个真正的人,首先是懂得依据内心的道德规范来行动的人。
而这种规范的来源应该与他所生活的地域、群落、习俗、价值、民族等等相关。
就张承志而言,大西北、西海固、蒙古草原、新疆、中亚、蒙语、哈语、陇东河西、兰州的尔麦里、乌珠穆沁、额吉、哲合忍耶,当这些透着回民回族色彩的字眼围拢过来的时候,“也是从那一日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在不知不觉之间,艰守着什么。
”张承志说。
在《心灵史?序》中,张承志谈道:“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和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最终他在哲合忍耶中找回了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那种圣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