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2009年第8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现代化转型陈方刘3(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　上海　200233)[摘　要]与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悟性特征。

只有在超验性与实证性、直观性与逻辑性、综合性与分析性等特征方面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各国思维方式的优点,才能构建出一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实践思维方式　悟性　结合[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9]8—0041—03 从哲学或者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主体在长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形成的定型化的思维路向和逻辑范式,它是一种文化最深层的部分。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其中思维方式又是阻碍中国发展最顽固的一个部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要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首先需要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重“合和”的辩证思维,有人认为是重“体验”的直觉思维,也有人认为是重“致用”的实用思维,等等。

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辩证性、整体性、直觉性、反思性以及实用性等多重特征,但和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以及西方思维方式相比,最鲜明还是其悟性特征,我们不妨把其称为悟性思维。

侯才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就其主流来说是理性主义的,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却迥然不同,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

毋宁说,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是‘悟性主义’的。

这种东方的悟性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却又相映成辉。

”[1]他通过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对悟性思维方式进行了详细地论证。

高清海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显著的悟性特征,他说:“无论西方或中国,‘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

二者的差别只是表现在:西方关注的主要是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这使它从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

”[2]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的悟性思维方式。

一方面,要认识到悟性思维方式具有其它思维方式所不具有的优点,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贡献,对于这些优点,必须批判继承。

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悟性思维方式毕竟是古代的,而不是现代的,它是中国先人把握客体,特别是把握超验客体的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现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其局限性是也非常明显的,它自然需要伴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化的转型,关键要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各国思维方式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并不失我们民族特点的思维方式。

在笔者看来,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结合。

・14・3[作者简介]陈方刘(1974-),安徽六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超验性与实证性相结合悟性思维方式所要把握的最高本质往往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无论是儒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所说的“道”;还是佛家所说的“佛性”都有这个特征。

《坛经》曰:“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这种超验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会为人们提供一个超验的终极的目标,并诱发人们的激情,不断为之奋斗。

与悟性思维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了人类、特别是西方理性思维传统的基础上,彻底抛弃了主客体相分的思维方式,使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严格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关系———实践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实践不仅是主体把握客体的活动,而且还应上升到思维方法论的层次,成为主体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为了鲜明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特征,我们可以称其为实践思维方式。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它更注重的是当下,是现实,而不鼓励人们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存在,因此具有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之所以称为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实证性特征体现在它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适合人类生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也必须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改造世界的活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4]“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称自己的学说为“实证的科学”,他们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6]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的实证性的科学精神,自然要求我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来把握客体。

从而有利于克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这种超验性的局限。

21直观性与逻辑性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整的概念系统,多用格言、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思想,使用的概念也大多没有明确定义,只能靠人们的直觉去领会和体悟。

《老子》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一章)庄子说“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孔子亦云“言不尽意”。

(《易经・系辞》)慧能则强调“以心传心”,“不假文字”,(《坛经》)直承佛教的真髓。

悟性思维方式直观性特点的长处在于,它强调人的灵感,强调一种超越,有时能引导人们做出一些原创性的重大发现,这是通常在逻辑思维情况下难以取得的。

但是通过直观所得的重大发现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凡是能够产生一定科学价值结果的直觉思维实际上都与长期艰苦的逻辑思维有密切关系,而且,直觉思维的结果还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才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在是对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传统的批判继承上产生的,它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说具有鲜明的逻辑性特征。

这样,把悟性思维方式的直观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性结合起来,显然有利于克服悟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李泽厚在谈到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型时说:“简单地斥责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笼统、一切以‘差不多’为满足,固然不能有真正的转换性创造,盲目地推崇所谓‘东方神秘主义’,更休想转换传统。

只有在学习、吸收、输入西方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推理的思维方式(这并不难做到,中国人能极有成效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不但与它不矛盾,而且可以极大地助成它)基础上,来重视中国传统中的创造直观的思维持点,这才可能有助于科学和人文,才可能有助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性的创造,而不失去其原有的优点。

”[7]冯友兰也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

……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

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

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实加强了它。

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

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8]他还用中国古代“点石成金”的故事来说明逻辑分析方法传入中国的意义,并指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

”[9]31综合性与分析性相结合季羡林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

”[10]在中国古人看来,由于世界本身是整体的,所以对世界的把握必须遵循其整体性,采用综合的方法。

《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这里的“一”便是一个整体,“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

《易传》讲“观其会通”,(《周易・系辞上》)强调从综合的角度去观察事物。

慧施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也是把天地看・24・作是一个整体。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孔子申明“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里仁》)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以至于使这种一体性思维方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慧能曰:“佛法是不二之法”。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坛经》)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对象即“始源”之统一性的不同把握和表述。

而慧能主张“性在身心存”、“佛是自性作”(《坛经》),强调佛我的统一,泯除主客的分离与对立,其实质也是表达和再现对象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高清海指出:“西方讲求‘知物’,以‘有’(存在的‘实在性’)为起始;中国讲求‘悟道’,以‘无’(生命的‘生成性’)为开端。

知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实现价值;悟道,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

知物需要用‘眼’去看;悟道需要用‘心’体认。

用眼看(观),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分离为前提的;用心体认(悟)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

这就是它们的思想分野,中西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便是由此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