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第29卷第4期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Nov．2011Vol．29No．4民间文学资源与《白鹿原》的世界性因素费团结（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摘要］《白鹿原》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有对白鹿传说的移植、对民间机智人物的改造发展和对白蛇传故事的变形暗用等多种形式。
用世界文学的眼光对《白鹿原》利用的民间文学资源加以观照，发现这些民间文学资源往往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或原型，深入揭示了人类普遍的欲求、理想和心理状态，因此显然具有世界性因素。
《白鹿原》对民间文学资源利用的成功，对我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白鹿原》；世界性因素；民间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36（2011）04-0006-06［收稿日期］2011-07-01［修订日期］2011-09-20［作者简介］费团结（1970－），男，陕西咸阳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新世纪以来，自从陈思和先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后，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陈思和先生对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的细读，对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的分析，在考察具体的现当代作家作品的世界性因素方面给了我们以深深的启发。
本文关注的具体作家作品是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畅广元先生曾从“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角度，对《白鹿原》的世界性因素做了深入探讨。
而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像陈忠实这样生命紧贴黄土地的陕西当代作家，像《白鹿原》这样富含民间文化、文学气息的作品，是如何具有世界性因素，并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的？民间文化、文学，往往与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色密切相关。
而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对诸多民间文学资源的借用，对人类普遍的理想、欲求和境遇的表现，从而具有一种世界性因素，也使作品具有成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可能性。
一《白鹿原》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其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着眼于运用形式，《白鹿原》中的民间文学存在形态大体分为移植、改造和变形三种。
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作家常常不原样照搬，而是创化性地运用，多少都染上了心灵中介的色彩。
因此，这里的分类并非一种严谨、科学的分类，仅为了行文方便而已。
民间文学的移植，即从外在形式上看似乎是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直接录用。
这在当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如路遥、高建群、史铁生等作家小说中对陕北信天游的大量录用，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等作家作品中对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转述，等等。
《白鹿原》中既有对民间歌谣、谣谚等韵文文学的引用，也有对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散文文学的复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白鹿的民间传说。
关于白鹿这一传说和意象，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其与小说中人物朱先生和白灵的关系，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作用。
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民间文学的改造利用，在《白鹿原》中改变较大者，应为鬼的故事和天狗的传说。
关于前者，作品剔除了古代从干宝的《搜神记》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鬼故事中的浪漫因素，而凸显了其恐怖的一面。
关于后者，在郭沫若的诗作《天狗》和贾平凹的小说《天狗》中，都隐约可见民间广泛流传的天狗吞月的神话故事。
借助这一形象及其神话故事，诗人郭沫若表达了一种张扬个性解放的五四时代精神，而作家贾平凹则暗示了人物故事的宿命式发展。
在他们的作品中，天狗都一改民间神话故事中邪恶的面目。
《白鹿原》与此相同，天狗作为骚扰和侵害人间的白狼的对立面而出现，它赶走了白狼，成为乡民的保护神。
关于天狗的传说，陈忠实也许有不同版本的这一民间神话故事，也未可知。
但在《白鹿原》中，朱先生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则显然受到了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的影响。
民间机智人物故事是指“围绕人物的机智多谋或滑稽幽默的人格特征而展开的故事”，机智人物的“性格特征一般有三个方面：一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二是滑稽风趣，任达不拘；三是敢于傲视权贵，戏弄行恶的豪绅，并扶弱济困”［1］。
稍稍对照《白鹿原》中朱先生的行为做事，其上蔑权贵，下济民众，方正而不失机智，严肃而不失幽默等人格精神，大体符合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的性格特征。
机智人物中有一类文人型机智人物，如解缙、徐文长、纪晓岚、刘墉等。
文人型机智人物在封建社会主要就是指儒家智者。
但朱先生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儒家智者形象，更是一个近代的儒家关中学派的智者形象，他不能不打上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的烙印。
正是在时空变换中，陈忠实发挥了他的创造性，创造了朱先生这一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智者形象。
《白鹿原》对民间文学的变形使用，我认为主要是对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故事的暗用。
变形或置换变形，这一概念借自加拿大学者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
《白鹿原》中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论者多注意到她的文化内涵、结构作用和反抗精神等，还有学者把她放到某一人物类型之中去观照，看作是一个“淫妇”型妇女原型人物。
冯立三、雷达等个别学者看到了田小娥与白蛇传传说中白娘子命运的相似性，但可惜都一语带过，未作深入、详细的论述。
我之所以把田小娥的故事看作是白蛇传中白娘子故事的置换变形，其原因在于：（1）田小娥和白娘子都是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而不得的女性形象，其结局都是悲剧性的；（2）阻碍、镇压其实现婚恋幸福的都是法的代表者，尽管一为宗教佛法，一为封建宗法、礼法；（3）在人物命运发展中，一些情节、细节都极其类似，如两人都被视作祸害人间的妖孽，遭到以塔的镇压等。
田小娥的故事当然与白娘子的故事亦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一个为真切的人，一个是蛇精变化而来，一个与多个男人有染，一个只忠实于一个男子等等。
但是，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原型的置换变形不是简单的故事的变化、累加、改造，而是赋予了不同时代人的精神意识、情感变化和审美趋势。
”［2］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陈忠实是以新的时代观念和审美情趣来塑造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则不难认为《白鹿原》中田小娥故事是民间传说白蛇传的置换变形。
以上所述对白鹿神话传说的移植，对民间机智人物的改造发展，以及对白蛇传故事的置换变形等，显示了《白鹿原》对民间文学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情况。
《白鹿原》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借用，当然可以从作者从小生活、浸润的关中地域文化中去寻找原因。
陈忠实曾在一篇题名为《感受关中》的散文中写到：“在一般人眼里，关中人只会吼秦腔而不会唱民歌。
而在我混沌未开时，就听过和看过陕西关中好多传说神话故事笑话民歌民谣童谣以及底子（一种民间文艺表演形式，引者注）词儿，尤其是跳底子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3］从这里隐约可见地方性民间文艺对陈忠实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
但对民间文学资源的运用只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方面，运用而具有世界性因素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这就要回到陈思和的命题上来，陈先生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野下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的。
我们当然也要从这一学术视野对《白鹿原》加以观照。
二用中外文学比较的视角对《白鹿原》利用的民间文学资源加以观照，发现这些民间文学资源往往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或原型。
“母题”概念一般借用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的解释，是指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单元，他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
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
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
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生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
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
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
”［4］“母题”概念源于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但已广泛应用于民俗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等多种学科之中。
“原型”概念据有的学者研究，是西方传统文化中一个普遍概念，最早源于柏拉图的哲学理论。
而文学原型概念，经过荣格、弗莱等学者的创造性阐释，也已成为一个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的概念，并发展成为一种被称为原型批评的文学理论。
这里不打算繁琐地引述荣格、弗莱等人的理论话语，而是简单借用我国学者乐黛云的一个解释：文学“原型”，“一般是指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题材、题旨、主题、意象等等”［5］。
借用母题和原型的概念与理论，我们发现，上文论及《白鹿原》中的白鹿传说、朱先生智者形象和田小娥故事等，都是具有世界性的母题或原型。
关于白鹿的传说和意象，李建军先生把它与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的长角鹿妈妈———这也是一只白色的鹿、白色的母鹿———相比较：“令人惊奇的是，白鹿不仅在陈忠实的小说中被当做至美和至善的象征，而且在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艾特玛托夫其实是通过对鹿之被猎捕与远去的叙述，揭示人性的沦丧和乐园的失落，探求吉尔吉斯民族的拯救和人性复归的途径。
”［6］与艾特玛托夫不同，陈忠实通过对白鹿所象征的至美至善的逝去的叙述，表达了对当代中国人失去文化传统之根的忧思。
与陈忠实和艾特玛托夫两位作家稍稍不同，我国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的鹿形象的含义似乎更为原始、丰富。
乌热尔图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鹿，如《森林里的歌声》、《越过克波河》、《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等。
其中《老人和鹿》也写到了一只白鹿，写一位鄂温克老人因见不到他所熟悉的一头白鹿而悲伤死去的故事。
在乌热尔图笔下，鹿既是人的衣食之源，又是人膜拜的具有上天入地神力的神灵，因此，人对鹿怀有矛盾的感情。
这种矛盾的复杂情感在《七叉犄角的公鹿》中有鲜明的表现，作品写一个鄂温克少年猎手在追赶一只受伤的公鹿时，为它的健美形象和它与四只饿狼搏斗的英勇举动所震惊和慑服，竟将公鹿放回林中。
在这里，鹿的美象征着自然的美，人与鹿的关系显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象征。
对这种矛盾的复杂情感的描写，其实早在鄂温克民族鹿神话《坚得勒马》（鄂温克语，意为八叉梅花鹿）、《神鹿通天》等故事中就有所表现。
余秋雨的散文《天涯故事》，其中也记述了两个鹿故事，一为记不起作家姓名的外国小说，一为海南岛的民间故事，都隐含着人类既追捕、猎杀鹿，又慑服、崇拜于鹿的美丽和神力的矛盾情感，一种古老的心理原型。
我国学者汪立珍在分析了鄂温克族鹿神话后说：“鹿崇拜是全球性的神话母题与宗教信仰现象。
从世界范围讲，绘有鹿的岩石是欧亚大陆狩猎游牧民族‘青铜时代文化’的象征。
从我国范围来看，鹿神话在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中广为流传。
”［7］《蒙古秘史》开卷即讲述成吉思汗的祖先为苍狼和白鹿的传说，就是一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