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的“围城”亦是大众之写照文学院06级17班王长月 200502631628【摘要】: “《围城》是一部相当严肃的悲剧,他写出了灰色知识分子在人生、爱情、家庭等方面的悲剧性命运”[1]尤以方鸿渐为首,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存在。
方鸿渐总是走不出“围城”，本文力图解读这一人物,分析人物的多重性格的复杂性，试图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关键词】：矛盾围城出路《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的小说代表作。
钟书说:“我想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2]小说就是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人生四部曲贯穿始终，描写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畸形人生。
取意为“婚姻好比一座城堡,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
”作品以无与伦比的讽刺艺术魅力和解析旧中国都市知识分子怯懦性格及透辟的现实主义而获得了“现代《儒林外史》”的美称。
本文试图从主人公自身性格的角度来找寻形成其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试图引发我们对自身性格心理劣根状态和我们的生存困境的哲理性思考。
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反映了人的深层次的思想性格。
方鸿渐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意识就反映了他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性格。
小说中人物苏文纵曾向方鸿渐说道:“……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
”不错，我们略加分析研究方鸿渐这个艺术形象，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通体都表现着矛盾的人物。
他的思想性格非常复杂，既有着肯定性因素，也有着否定性因素，而且这两种因素十分自然地交织、融合、统一在这一个人物身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正反两面性格紧密交融的艺术复合体。
他对生活始终是无目的地妥协盲从,在他身上似乎还能见着纨绔子弟的影子，但他的善良、美好又同时呈现在我们跟前。
高中时方鸿渐听任家人的意见和周家小姐订婚,等到进入大学,看到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才后悔当初不应该听任家人意见早订终身。
在欧洲游学几年,“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归期将至时迫于父亲和岳丈的厚望,买了一张博士假文凭。
回国下船后几小时方的内心感受是“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
”回国后他在准岳父的扶持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可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汗，他竟没想着要为自己的以后做一番事业出来，反而这样安于现状，继续着懒散的生活。
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将他定位为一个纨绔子弟，他在某些行为中也流露出他的人们常有的美好的品质，他无情地讽刺他以前的留学经历“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晃子，就象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他向苏文坎和唐晓芙发表的关于政治的“宏论”，一针见血地针贬了时弊，他工作的上海华美新闻社，由于坚持抗日主张而遭到敌伪恐吓和租借当局警告，汉奸沈太太牵线故伪又要收买这个孔闻社，总编辑王先:生愤而辞职，他也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不惜丢掉饭碗随王先生一齐辞职。
当他和妻子吵架离家后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里各式糕点的可怜老头时,他竟“叹口气,掏出柔嘉送的钱袋来,给老头子两张钞票”。
未婚妻的死成全了他在感情上的自由选择,正是这份自由让他在恋爱、婚姻中的矛盾更为明显。
从归国之期开始他就迷失在情感自由的阵营里,最终都一一以失败告终。
他可以“开放”地对待一段他不那么认真的恋情，在留洋回国的船上,方鸿渐被“没良心”的鲍小姐诱惑,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由情欲所驱动与鲍小姐做下了荒唐事。
被被鲍小姐甩了之后，他虽有种失落:“一向还自鸣得意,以为她有点看中自己,谁知道由她摆布玩弄了。
”但很快他又反过来安慰自己,“反正自己没有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怨的”。
可见，他对这份“感情”根本就是逢场作戏罢了。
可是在面对自己后来感情时，他却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热烈、诚挚。
面对苏小姐的百般殷勤他虽恨自己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自认是个“道义上的儒夫”。
但又因为苏小姐的恩威并施，不得不经常奔走于苏小姐家。
最后又因为他的不爱而“爱”招致苏小姐的仇恨以致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而当他在面对自己从心眼里爱慕的大学生——“摩登文明社会的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时，他则表现出难得的热诚、真挚，在她面前，他找到了作为男人的全部尊严和快乐,因而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爱恋。
当苏文纨从中作梗，两人又因为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而分了手，他自己又劝慰自己道:“狗为着求水里的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见的影子了。
”但他这样的安慰并没有让自己心服，后来他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宛如与活人幽灵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阴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
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
对于孙柔嘉，他只是出于道义上地在从上海到三闾大学的路上帮助她。
然而却被逼落入煞费苦心、工于心计的孙柔嘉设计的“围城”,糊里糊涂地结了婚,进入了“金漆的鸟笼”。
婚后,孙不满于方鸿渐那封建大家庭的陈规陋习,忍受不了公婆及弟媳的冷遇,满腹牢骚。
而方受到了孙的姑妈轻视,脸上无光,气愤万分,更不愿意当“资本家走狗的走狗”。
后来报馆因言辞激烈,在敌伪政权的高压下逼走了正义的王先生,他也就跟着辞职了,而孙却怎么也不会谅解方鸿渐,因他的大义更加破坏了她现实小家庭生活,婚姻也就迅速地破裂了。
终于,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围城”,一步一步地走进绝望。
方鸿渐在面对人情世故和事业前途时表现得笨拙与无能,志大才疏。
正如赵辛楣说他“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他留学回国，原想有所作为，要为外患内乱频仍的祖国服务，可实际又得过且过，连找个饭碗也屡次碰壁，更不用说事业、理想和成就了。
准岳父热心挽留,方鸿渐感激地做了周经理点金银行里的一个挂名的小职员,后因方无意中得罪了岳母周太太,因此银行小职员的下岗在所难免。
“失恋继以失业”的方鸿渐又在朋友赵辛楣的帮助下到三闾大学任教,他本来是带着热情和希望的,可是在这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到处充斥着无聊、虚伪、自私,上下级、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
在这种遍布人生陷阱、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中,软弱的知识分子方鸿渐无法立足,彻底失望。
“人好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方鸿渐遇人遇事皆表现得懦弱、无知，进而向面前的“墙”屈服；到他参与教师间明争暗斗的时候，已变得无聊、虚荣、易怒，学会算计别人。
若说爱情的“围城”使方鸿渐的心起了茧子，那么三闾大学的“围城”则完全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那“战前读书人的标劲”已不复存在了。
三闾大学呆不下去,又在赵辛楣的介绍下进了报馆。
报馆辞职后,方鸿渐又准备让赵辛楣为自己在重庆找工作。
可见方鸿渐的依赖性极强,一个留学归来的人,自己不出去找工作,一直依靠朋友赵辛楣，志大才疏。
方鸿渐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
方鸿渐的围城却仿佛是一种天意作弄，而不仅仅是人为的逼迫。
人们常常说命运，说命中注定，说人争不过命。
这个命运，其实就是每个人寄身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只是人们常常说不清楚自己所依存的环境，说不清楚自己与这个环境的关系，所以，只好用命运来概括。
方鸿渐不分是非善恶，不涉恩恩怨怨的孤独与脆弱的受难者境况，就是对此极生动的写照。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的过渡时期,西方的现代文明已介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社会中来了。
两种迥异的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使接受两种教育的人在心理、行动上承受着巨大的反差。
方鸿渐正是中西两种文化教育的代表。
他出身于传统士族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可谓“家学”深厚,可见传统文化教育对他的影响之深。
而四年的留洋生活,再加上他生活在“五四”后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三十年代,因而他的性格中被注入了一些“新”的现代精神。
旧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使人时时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异化自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文化强调个人,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个人的意志和追求,鼓励个人的发展。
后者唤起了方鸿渐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他想超脱世俗,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
然而民族文化不仅存在于他身外,限制着他的追求,更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他自身心灵的枷锁。
这两种文化在方鸿渐身上调和的结果是:他既丧失了传统文化带给他消融个性、宁静超脱的境界,又没有完全的拥有西方文化的强烈实现自我、张扬个性、与物相争的精神。
两种相互差异的文化形成了方鸿渐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特征:觉醒而又懵懂,正直而又软弱,善良而又玩世,冲动而又无力。
方鸿渐在两种文化的揉和冲突下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归宿,因而他只能在“围城”中痛苦而麻木地奔突挣扎甚至沉沦。
以三十年代象方鸿渐这样的属于中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围城》在艺术典型的塑造上、在揭露和讽刺的尖锐性上,可以说都不亚于《儒林外史》。
它“典型地塑造了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蜕变人格,表现了这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与民族时代精神的龃龊。
”[3]《围城》在“围城”之外,塑造了一批知识人的群像,对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系统地审视,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他们灵魂的丑陋与欠缺,淋漓尽致地嘲弄了他们的丑态, 然而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群像我们亦可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方鸿渐是一个懦弱胆小, 爱好虚荣，自卑自贱，不谙世故，优柔寡断，人格上可鄙可笑，但同时又是一个正直善良, 质朴诚实，自尊自信，果断勇敢，聪朋机智，坚定固执的灰色知识分子，方鸿渐在围城的封闭中却逐步走向没落，在现实与精神的围城里无奈痛苦,二者的矛盾显示了人性的复杂。
是的,方鸿渐是世俗人眼里的庸碌之辈,无权无势,没有远大的前程,一个卑渺的小人物,生活的弱者。
但是,他以坚定的一面追求人性的真善美 ,亦是每个普通人的内心再现。
《围城》通过方鸿渐从追求-失败-再追求-再失败的过程展示了人类在生活，爱情与事业中的追求与失败的主题,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性虽然易为“围城”所困,但“围城”并不是无出路的,这种出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不悲观、不失望的状态下去思考,去寻找。
正如钱先生所说:“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
”[4]参考文献：[1] 曲文军.《围城》创作主旨新探[J].文史哲,1992,(1).[2]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 宋延平.中西文化合流中蜕变人格及其人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1.[4] 钱钟书.论快乐[M]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