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效应顾江/吴建军2012-12-25 14:17:25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7期【内容提要】利用2001-2010年19个主要的入境旅游来源国的面板数据，本文在一个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世界文化遗产变量，以此来验证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世界文化遗产数量的增加对我国的旅游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种不同属性的遗产类型对外国游客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3A-5A级旅游景点数量规模的扩大对国外入境旅游人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今后应重点以具备历史文化遗产属性的遗产地作为“申遗”对象，以此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引力模型/旅游业一、引言及文献综述在全球经济不稳定、失业加剧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之际，旅游业的回暖对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起到了助推作用。

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增加就业，而且还是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

研究表明，那些采取“旅游导向”战略的国家(即旅游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实现更快速的经济增长(Sequeria & Nunes，2008；Rabbh et al.，2009)。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旅游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是1990年的6.26倍和72倍，入境旅游人数从1992的400万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711万人次，年均增长约11.4%，远高于世界平均4.1%的增长速度。

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自1987年北京明清故宫等6处遗产首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HL)，到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目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达41处，成为仅次于意大利(45)和西班牙(43)的第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大国。

从旅游角度来看，入选名录是对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突出价值在国际上的最高认可。

许多世界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国家文化的代表，有些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被认为是该国的象征(Shackley，1998)。

2010年全球41个国家外国入境旅游人数与该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关系的散点图中可以发现，入境旅游人数与各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存在正向关系。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对吸引外国游客存在增强效应？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Drost(1996)认为，虽然设立遗产名录是为了让人们更加重视对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文明结晶的保护，但很多遗产地都将这一身份作为旅游营销工具吸引游客。

Thorsell & Sigaty(1998)对1998年全球116个世界遗产地的游客进行数量统计后发现，游览这些遗产地的总数大约在6300万人，接近全年国际旅游人数的十分之一。

Yang et al.(2009)利用2000-2005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游客到达中国旅游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关键因素包括相对收入、来源国国家人口规模、旅行成本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对国际游客的数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对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增强效应。

然而，更多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确切的正向关系(Cuccia & Cellini 2007；Lascio et al.，2011)。

Tisdell & Wilson(2002)对澳大利亚14个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游客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可能会增加参观者数量，但是实际增加的并没有感觉的那么多，一些遗产地即使收录在遗产目录中，但游客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必须考虑遗产的不同属性。

对于英国的世界文化遗产，Rodwell(2002)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与游客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确切的关系。

Cellini & Cuccia(2009)对意大利西西里镇的游客对旅游产品不同属性，也就是季节、食宿、文化遗产特性的偏好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文化遗产身份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Buckley(2010)检验了澳大利亚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旅游者总体数量以及旅游者来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4个世界遗产中，只有6个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这种假设，但是这些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

Huang & Tsaur(2012)利用面板数据研究了澳门的“Historic Centre of Macau”被收录到世界遗产名录中是否影响澳门旅游业的问题，同样，他们也没有发现支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澳门旅游的证据。

国内虽然有研究对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张朝枝，1994；陈耀华，2003；沈苏彦，2011)，但大多聚集于资源保护与开发、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等方面，鲜有文献从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对旅游业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探讨。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到，世界遗产是否增强一国的旅游吸引力还没有明确结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由于存在遗产地分布范围广、数量和遗产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

第二，选取的解释变量和方法不同同样可能导致结论差异。

影响国际旅游者的解释变量可能是汇率、制度、贸易强度以及语言等因素，而这些解释变量不能解释国内旅游者的行为(Roberto，2011)。

随着我国政府部门对“申遗”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不断增加，一些地区“申遗”成功后旅游人数也大幅度增加。

那么，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究竟是否具备促进作用？如果有，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有贡献：第一，本文基于国家层面，研究世界遗产对旅游业的影响，这与Yang et al.(2010)从省级角度出发可以形成互补。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可进一步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

第二，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在检验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对世界遗产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余下的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研究设计，建立计量模型并解释和说明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第三节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全文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数据与模型设定1.样本和数据考虑到世界遗产在地理上的长期存在性、国内旅游人数统计数据不翔实以及国内外旅行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本文认为从世界遗产对国际游客的影响角度考虑更为合适。

为此，我们选取2001-2010年以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国的19个主要游客来源国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中的主要来源国包括德国、俄罗斯、法国、菲律宾、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蒙古、日本、瑞典、瑞士、泰国、新加坡、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这19个国家的入境旅游人数占到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总数的80%，因此，所选取的样本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

对主要旅游来源国的考察又可分成3个区域：(1)亚洲，包括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蒙古、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2)欧洲，包括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瑞典、瑞士、意大利、英国；(3)北美洲，包括加拿大、美国。

参照Dougan(2007)的研究，本文选取的主要因素包括外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外国人口规模(Pop)，这两个指标反映了该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国家间距离(Dis)采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①，反映了从来源国到目的国的旅行成本；对华直接投资(Fdi)反映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密切程度。

以上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外国货币对人民币汇率(Exc)，采取了直接标价方式对各国汇率进行换算，该指标衡量了外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贬值，如果升值，则会促进游客的数量，反之，则会减少。

我国的本土特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Instra)、卫生条件(Ws)、全国3星至5星级旅游景点数(A)。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被认为能够促进旅游发展，该指标采用国内航线总里程来衡量；卫生条件反映了公共卫生改善情况，该指标采用全国病床总数来衡量；以上指标均采用对数形式；3星至5星旅游景点数量反映了我国旅游资源的丰裕度情况。

本文所使用的旅游来源国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世界文化遗产的数据来源于UNESCO的官方网站(/en/list)。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2.模型设定本文需要论证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旅游业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影响，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一般用入境旅游人数来衡量，因而需要考虑来源地和目的地两个方面的因素。

任何来自于人类决策行为的跨空间运动都可以通过空间互动模型加以分析(汪旭晖，2007)。

空间互动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在许多领域中，例如交通、移民、休闲行为等。

Tingbergen(1962)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领域中。

引力模型可能是过去25年来贸易理论中最为成功的经验模型(Anderson，1979)。

在旅游研究中，也经常将引力模型作为工具来研究国家和地区间的旅游流(Khadaroo，2008)。

因此，本文选取引力模型作为基础模型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分析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探讨影响外国入境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重点关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变化以及遗产属性是否影响国外游客的旅游行为。

模型1-4包含了全部19个国家的回归结果，模型5-13为分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

除模型1采用了混合回归作为比较分析外，其余所有模型经过Hausman检验，拒绝了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随机效应回归，同时方差经过Cluster Robust调整，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1.基于全球层面的实证分析对全球层面实证模型估计见表2。

在表2中，模型1和模型2考虑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无论是混合估计还是随机效应结果都表明whl变量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符号为负。

这表明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与入境旅游人数显著负相关，即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对国外入境旅游人数的增加不但没有增强效应，反而还有削弱效应，这与Cellini(2011)、Yang et al.(2010)的结论相反。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越多，吸引的游客就越多。

与传统看法相反，从国家角度来讲，世界遗产数量不是吸引国外游客的主要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文化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以及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三种类型。

对此，我们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划分成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类，考察遗产属性对国外游客旅游行为的影响。

模型3和模型4分别报告了相应结果。

从结果来看，自然遗产数量的增加与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显著负相关，但文化遗产与旅游人数系数虽然为正，可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