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1期（总第210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1，2013Serial．No．210·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许曾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摘要：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
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
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
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关键词：明清民族政策；威德兼施；正史；民族观念中图分类号：K 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3）01－0156－05收稿日期：2012－10－17作者简介：许曾会（1986—），女，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明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定型时期。
在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下，封建国家更加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期维护封建统治。
而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具体表现之一，必然会对时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从明清两部正史修纂过程中朝廷“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入手，分别分析其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撰述中民族观念的影响。
一、“威”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明清两代有关“威”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军事上的武力征伐和政治上的歧视与强迫同化两个方面，这样的民族政策反映到官方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撰述中，便体现出一种“大民族主义”［1］的民族观念。
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以民族歧视为特点，其中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一）明朝“威”的民族政策与《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元史》修于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完成于洪武三年七月，十月镂版刊刻，速度之快为史上仅有。
《元史》修纂的这三年间，正是朱元璋出兵蒙古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段。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明王朝，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但全国不少地区还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
朱元璋在经过北伐的节节胜利之后，对彻底打败元朝残余力量，消除威胁，怀有很强的自信。
故此，朱元璋对北元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攻势：洪武元年进兵山西，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二年，攻破开平，元顺帝逃亡应昌；洪武三年，大破扩廓帖木儿兵，俘获王公将校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
武力征伐同时，明朝统治者也以政治上的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来巩固其统治。
明朝易元而建，汉族在被蒙古族压迫近百年后，一旦有机会翻身，大汉族的优越感自然会变本加厉地彰显。
明朝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不许少数民族内部通婚。
如《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记载：“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久厌之。
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又如《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载：“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垄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七三《丘文庄公集三》）明初修纂《元史》，一方面是基于汉族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宣传，大汉族主义观念自然会蕴涵其·651·中；另一方面，《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也是贯彻明初“威”的民族政策的一种需要和体现。
纵观《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首先表现在本纪部分的撰述上。
《元史》各本纪的篇幅详略悬殊，开国四汗史事仅用三卷，《太祖纪》、《太宗定宗纪》和《宪宗纪》各为一卷；而忽必烈一朝用了十四卷，《世祖本纪》包括卷四至卷十八。
《元史》之所以对蒙古开国四汗记载如此简略，是因为四汗时期的历史与南宋后期的历史并存。
明朝作为汉族建立的政权，它从大汉族主义角度出发，自然要抬高南宋的历史地位，尊忽必烈建元之前的南宋为正统，而不承认与之并立的开国四汗时期的蒙古国的正统地位。
出于维护南宋正统的需要，《元史》的编纂便有意忽略蒙古国开国四汗的史实。
《世祖本纪》不但详载忽必烈一朝史事，而且对忽必烈的功业也作了如实肯定。
其次表现在列传部分的撰述上。
《元史》列传的最大不足是为蒙古色目人立传太少，有些传记内容空洞。
如见于宰相表的蒙古人有五十九人，立传的却不及一半。
见于宰相表的色目人更多，立传的则更少。
太祖诸弟、诸子仅有一人立传，太宗以后皇子竟无一人立传。
像太祖弟失吉忽秃忽、权臣奥都剌合蛮等名臣，竟未立传［2］。
《元史》中汉人传记篇数明显较多，大凡在元朝军事、政治、文化上有一定作用，如史天泽、董文炳、刘秉忠、张文谦、赵孟兆页、许横、姚枢、郭守敬、丘处机等等都有立传。
此外，《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上。
如《元史》把边疆少数民族称为“北狄”、“东夷”、“西戎”、“蛮夷”等。
《地理志·序》开篇即说：“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外夷传·缅国》称“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诏思、播、叙诸郡及亦奚不薛诸蛮夷等处发士卒征缅”（《元史》卷二一○《外夷传》）。
如此等等。
这类的称呼虽然沿袭自历史的传统，却也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清朝“威”的民族政策与《明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设馆编修到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乾隆四年（1739）钦定刊行，前后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清朝修《明史》的过程是清朝开疆拓土政策不断取得成功，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正在形成的过程。
清朝这一时期的武力征伐主要体现在对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武力征伐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西北准噶尔部葛尔丹率兵来犯，康熙率军亲征，大败葛尔丹；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第二次亲征准噶尔，准噶尔遭到致命的打击；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第三次亲征，喀尔喀三部归还故地，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
之后，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18—1720），清政府又两次派大军进藏，将准噶尔驱逐出西藏。
雍正三年（1725），清朝出兵镇压青海大台吉罗布藏丹津的叛乱后，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专管蒙藏两族事务，青藏高原完全被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清军历时五载，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
至此，清朝建立起了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武力征伐之外，清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迫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认同，而制定了“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在政策和体制上造就了满汉畛域。
为了削弱汉族的民族意识、巩固清朝统治，清朝对汉族实行了剃发、易服、文字狱等民族压迫政策，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招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
在清朝实行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下，汉人处处遭受不公平待遇。
如满汉官缺有别，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而且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婚姻有别，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法律有别，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科举有别，科考为清朝汉人出仕的必由之路，而满人做官则不需要必须经过科举之路，雍正前还实行满汉分榜考试，满人乡试、会试只考翻译。
如此等等。
清朝组织纂修的《明史》，自觉贯彻了“满洲根本”的大民族主义观念。
第一，有意隐晦对满族少数民族身份不利的史实。
这样的事例很多，如关于建州女真问题，由于建州女真曾臣属于明朝，故为清廷所讳，在《明史》中不许见“建州女真”。
对明朝官员列有传记的，如果有在建州有治理或征讨功业者皆削去不写。
又如朱元璋元末反元斗争中发表的著名的北伐檄文，《明史》中也不录。
因为檄文中有“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语，这对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身份认同不利。
第二，重视从天意角度来解说明亡清兴。
鼓吹这样的神意史观，旨在宣扬明亡清兴乃为天意，汉人要归顺清朝的统治，无需做无谓的牺牲。
如·751·《明史》卷二七二说“盖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卷二七七说“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等等。
卷二六七传主马从聘、耿荫楼、张伯鲸、沈迅和鹿继善等人，他们都因抗清失败城陷自杀而死，《明史》评曰：“士大夫居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亦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
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沾宗覆族，君子哀之。
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
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
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从中可知，清朝统治者虽然也肯定了他们的“义烈”，而主旨却是要告诫那些还有幻想的汉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清朝取代明朝是天意，明朝已灭亡，不要愚忠，看重生命归顺清朝才是明智之举。
第三，颂扬满族士兵的英勇，彰显民族自豪感。
《明史》为了体现征服民族的强大，重视颂扬满族士兵在与其他民族战争过程中的勇猛和武功。
如“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列传》），“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明史》卷二七七《金声列传》），如此等等，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在《明史》中，经常使用“大清”、“我大清”的字眼，以此彰显其民族自豪感。
如“五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兰，克图伦城”（《明史》卷二○《神宗本纪》），“是月，朝鲜降于我大清”（《明史》卷二三《庄烈帝》），“其秋，我大清平察哈尔国，旋师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将屡败”（《明史》卷二五二《吴甡列传》）等等。
第四，宣扬征讨少数民族的功业。
满族自己虽为少数民族，却对别的少数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
如《土司传》把一些少数民族称为“西南夷”、“猺寇”、“蛮贼”，认为“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等。
《明史》还非常重视宣扬明朝对“蛮贼”民族的征服。
《职官志》提到明朝一些官职设立的缘由，即是征剿少数民族而来，如“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明史》卷七六《职官志》）；“首功四等：迤北为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又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明史》卷一六六将韩观、萧授、吴亮、方瑛、陈友、李震和山云等人放一起（《明史》的列传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主要就是对“苗蛮”的镇压，《明史》对他们征蛮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赞方瑛“天姿英迈，晓古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