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劳工标准与劳工权益保障

2013级国贸17班王雷

学号：20132319011735

一、WTO与劳资关系态势

重构WTO的出现，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实现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然而，这种推动是以资本的扩张为目的和手段的。而资本扩张的直接要求是对于劳动的压制和剥夺。自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的形势及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首要条件是资本国际化，而资本的无国界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崛起，致使世界各国资本的联合和合作成为各国资产所有者的自觉的认识和行动。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和倾轧仍然极其残酷，然而，在国家的协助和支持下，劳资关系意义上的“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世界劳工的地位则在不断地下降。尽管全世界无产者已经整整奋斗了150年，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目前还仅仅是个口号。工会在与资本的对抗中的弱势地位加剧，除个别国家外，各国的工会运动几乎都处在相当的困境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劳资关系呈现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政府倡导下的以资方为主导的劳资合作，这种情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突出；再一种是劳资的剧烈对抗，这主要分布在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合作与对抗的共存，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劳资关系的又一特点。

各国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于资本的青睐和扶助自然顺理成章。因此，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失去公正的立场，“官商合流”、“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便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发生。以牺牲劳工的利益来追求经济的发展，已是许多政府心照不宣的政策出发点，而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劳动法律的制订或修订，限制劳动者和工会的权利。这种做法，又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并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一现象也已在许多的国家或地区发生。资本权力的强化与劳工权利的被侵害和被剥夺，打破了二战以后多年形成的国际劳资关系相对平衡的态势。因而，反对经济全球化并进而反对WTO，便成为当今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999年12月的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工会等团体组织几万人的示威游行，以“保护工人权利”和“反对不公平竞争”为号召，要求解散WTO.“这次要抗议的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要质问我们要怎样的一体化？由谁控制？对谁有利？”[1]示威遭到美国政府的镇压，几千人被逮捕拘禁。此后以劳工为主体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全球也愈演愈烈，一直到今今年的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歌德堡欧盟峰会和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伴随着反全球化的公众抗议[2].尽管出于不同的立场而对于这种反全球化运动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围绕全球化所发生的这些冲突，无疑表明国际性的劳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妥协的地步。中国争取加入WTO的过程，正是中国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劳资关系。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劳资关系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首先是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到1998年，中国已批准外资企业项目32 62万个，协议资金5724 95亿美元，实际投入2673 15亿美元。在外资企业就业的职工有2000余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以及国际财团在其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到目前为止，全球500家大公司中，已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设立了企业或机构。再是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和鼓励非公有制的改革措施实施，大大地加快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民营化的步伐，并使私营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50 89万户，从业人员2021 55万人，注册资金10287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成为中国的主导经济形式。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则的适用，这既包括产权

关系，也包括管理权关系，同时还包括劳动关系的调整和处理[3].另一方面，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劳资关系的重构，加剧了劳资关系的冲突。

一是出现了新的劳动关系，这主要是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中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非公有制的劳动关系。这种市场化的劳动关系是一种经济的和利益的关系，雇主的追求是利润最大化，工人的追求是工资最大化。二是中国公有经济的劳动关系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国家经济体制的意义上讲，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由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利益一体性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调节的、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三是社会劳动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劳资矛盾加剧。由于社会结构重组中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阶层的出现以及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就业为中心主要包括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与卫生的社会劳动问题越来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世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问题。这里的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4].中国的社会劳动问题，其本质正是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而中国正式加入WTO，将会更加剧中国的劳动问题。这些问题中首先是就业。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入世可提高GDP2 94%，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即可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入世可增加就业机会1176万。据说这一说法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而同样来自美国权威经济学家的观点则认为，按照中国在农工产品上的让步，将会导致增加失业工人1100万[5].前一种说法是一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纸上谈兵。而实际状况恐怕比后一种说法更严重，因为这一说法还没有考虑到另一因素，即由于新进入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而导致的原有国内企业亏损破产而失业的工人。而失业问题的加剧，又会使得工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更加严重。在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权益将更加难以保障，广大的劳动者将会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窘困地位。

二、劳工标准：一个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

中国入世，一个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就是社会条款或劳工标准问题。社会条款即有关社会权利的条款，其内容主要包括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的有关人权，其中劳工权利是其基本的和核心的内容，或者说，社会条款问题主要是劳工标准问题。而社会条款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提出者企图将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即违反社会条款者可予以经济制裁。

早在1953年，美国国务院即非正式提出在关贸总协定中写入禁止不公平劳动的条款。由于其他国家对于不公平的定义未达成共识，这项建议未获采纳。在后来的关贸总协定谈判以及其他场合，美国又多次提出社会条款的建议，但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6].1993年，美国又在第十三届世界职业安全卫生大会上代表西方国家公开宣布了这一主张。在其后东盟与欧盟外长会议上，德国外长金克尔代表欧盟国家明确提出要把人权、环境保护和劳动条件纳入国际贸易范畴，将劳动者权益和安全卫生状况与经济问题挂钩，此即轰动一时的所谓“社会条款”。国际劳工组织也是社会条款的积极提倡者，1994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在劳工大会的报告中也提出社会条款的建议，主张将基本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规则联系起来，对违反者或达不到者给予贸易制裁。对这一建议，与会国分成明显的两派意见。

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后，社会条款问题又被提上日程。1996年12月，在新加坡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后，“核心劳工标准”以显要的位置作为新议题被列入宣言之中。该宣言宣称：“我们再次承诺，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建立和处理这些标准的机构，我们确认支持其促进这些标准的工作。我们相信，通过增长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而促进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