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05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No.05,2012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Vol .28(总281期)Total No .281收稿日期:2011—12—12作者简介:王帆(1963—),男,吉林长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苏芊芊(1982—),女,吉林通化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宜兴紫砂壶发展史初探王帆,苏芊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吉林长春130117)摘要:作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紫砂工艺,一直以其独到精神的文化内蕴被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喜爱。
然而,学界对紫砂工艺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分期混杂的状况,或则分期过于精细抹杀了紫砂工艺的发展线索,或则分期过于笼统无法具体体现时代特征。
本文力图从宏观上把握紫砂壶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滥觞期、成熟期、高峰期与复兴鼎盛期四个时期,从史料、器具以及工艺特征三个方面对每一阶段的紫砂工艺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紫砂壶;发展史;工艺特征中图分类号:J5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5—0112—02一、宋元时期———紫砂壶滥觞期紫砂陶历史悠久,内蕴了数千年的文化韵味。
关于紫砂陶的起源,最早则可以追溯至北宋,当时众多文人的诗文题咏中都出现过“紫泥”、“紫瓯”字样。
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有:“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诗中的“紫泥新品”被认为是关于紫砂陶的最早记录。
此外,欧阳修在《和梅公仪尝茶》中有云:“喜共紫瓯哈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
”米芾在《满庭芳》中也提到“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
”元代有关元代紫砂壶的记录是明初蔡氏在南京买到元代孙道明用过的紫砂壶,上有“且吃茶,清饮”草书五字。
这些史料中所提及的“紫泥”、“紫瓯”历来都被认为指的是紫砂陶,然而,它们却只是紫砂泥所作用于盛水煮水的无釉砂器,而不是今天紫砂壶的形式。
1976年,在宜兴羊角山附近发掘出了一座长约10米、宽约1米的宋代古龙窑,其中保存了大量早期紫砂陶残器,这些残器以壶、罐为主:壶有高颈壶、矮颈壶和提梁壶,呈紫红色,里外不施釉,从造型和工艺手法上已能看到紫砂陶器的雏形。
紫砂器在宋元显露头角,虽然不是今天紫砂壶的形式,也不具有今天在茶界的位置,但是相关的出土和记录都紫砂壶的滥觞。
宋元砂器的生产,也在工艺上为明代紫砂器的完成作了准备,为明代紫砂器的成熟积累了经验。
二、兴盛明朝———紫砂壶成熟期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是此期可靠的紫砂典籍,其中把紫砂器的创制年代定为明朝正德年间。
据传,离丁蜀镇西十余里有一金沙寺,庙里的和尚闲静有致,习于陶缸瓮者处,用缸泥澄练做成紫砂壶,人遂传用。
之后,和尚的技艺被一位伴随主人读书的书童供春所学到,使制造紫砂壶的技艺传之于人得到发扬。
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这两位大师的杰出贡献就是把粗陋的日用品升华至精美的工艺品。
纵观明朝的紫砂器具作品,可谓构思新颖、造型别致、工艺精湛。
金沙寺僧的作品只有传说从未发现实物,供春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可信度最高的是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
树瘿壶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完整造型,该壶造型苍古,嘴把有天然妙成之趣,周身七凹八凸,指螺纹隐现,把内壶身上有篆书“供春”二字,前人称颂为“脱尽人巧殊众工,神工鬼斧难雷同。
”除供春外,明朝著名的紫砂工匠还有李茂林、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等,其中尤以时大彬为代表。
以对时大彬的研究为例,款署“大彬”和“时大彬制”的有四件,除清代墓所出一件外,其余三件分别出于明万历四十年、四十四年和崇祯二年墓中。
这些茗壶上起万历二十四年,下迄崇祯二年,前后三十三年。
福建漳浦卢维祯墓出土的“时大彬制”底款圆壶,盖上具鼎足,同时出土的器物有墓志、银腰带、青花小罐和砚台等。
扬州市江都县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墓出土“大彬”款六方壶。
无锡县甘露乡出土“大彬”款三足圆壶的崇祯二年墓(1629年),墓主人华涵获是明翰林院侍读学士华察之孙,有族谱可查。
这几件壶似可认作明代紫砂壶的可靠标准器,结合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及相关记录,明代紫砂器的状况就较为清晰一些。
从制作工艺上看,明代紫砂陶器已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从原料开采、加工处理、成型、烧成都区别于宜兴其它日用陶瓷的生产。
产品设计及成型工艺日臻完善,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紫砂圆器方器规矩严谨,周正挺括,朔器生动逼真。
从此,紫砂器不仅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也进入了上层社会的圈子,从文人土大夫到皇室贵卿纷纷前来选用。
因此,明代万历年间是紫砂的一个有文献记录,有出土实物的可靠年代,成为紫砂真正的兴盛时期。
三、清与民初———紫砂壶高峰期清代宜兴陶业进一步繁荣,紫砂器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并且开拓了海外市场。
清代紫砂器也成为常见的御用品,紫砂器的装饰风格深受清代宫廷的纤媚风尚的影响。
大致从雍正元年起,紫砂器开始挂釉,两次烧成,还有一些使用包铜或描金来装饰。
清乾、嘉年间,金石考据学盛行,仿古在工艺行业也成为一种创作来源,于是仿古器在紫砂中盛行。
紫砂在繁荣兴盛的同时,紫砂淳朴自然的风格也渐渐演变为纤巧和世俗,一段时期在艺术上比较低迷。
其间,清代陈曼生由金石篆刻及书画装饰来介入紫砂,将我国传统的金石篆刻和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与紫砂技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特而又清新的紫砂壶艺术风格,陈曼生其人及曼生壶在紫砂壶艺术发展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清代对于紫砂器发展的特殊意义还在于此期该器具开始走出国门并深受外国友人所喜爱。
紫砂器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欢迎。
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很多,日本学者奥兰田编纂的《茗壶图录》中曾记录阳羡壶“名于天下”,“争购竞求,不惜百金、二百金,必获而后已”。
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紫砂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复发展而进入鼎盛时期的过程。
191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紫砂陶业的上升时期,作为中国的独特手工业品,紫砂陶艺曾在芝加哥博览会、巴拿马博览会上多次获奖。
1918年在蜀山建立“江苏省立陶业工厂”,专门生产紫砂,成立于1915年的江苏公立宜兴职业学校窑业科,也于1918年由宜兴县城迁至蜀山。
1932年是紫砂行业特盛的—年,从业人员增至600多人,产值占整个宜兴陶业的15%。
此期的紫砂工艺,已形成磨泥、制坯、刻字、装烧、包装等专业分工。
宜兴的陶业领域先后制成低温釉的釉料,创造了吹釉、挂釉、贴花、印花等加彩技法,并以化工原料拼成墨绿泥、紫檀色泥等,还采用宝砂磨光技法,使紫砂表面光滑如镜。
这一时期著名的紫砂艺人有程寿珍、俞国良、范鼎甫、范大生、冯桂林、李宝珍、陈光明、汪宝根等。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高度发展标志着紫砂史中高峰期的真正到来。
四、建国至今———紫砂壶复兴鼎盛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陶业生产。
宜兴1950年恢复紫砂生产,1951年1月组成了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工场紫砂生产组。
1951 1953年,成立“宜兴紫砂产销联合营业处”,统一组织生产、销售,紫砂器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并由分散经营逐步向联营过渡。
1955 1956年,蜀山、前墅一带陶业实现合作化,组建“宜兴县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并创立“紫砂工艺班”着手培养紫砂新时期紫砂人才。
至1958年4月,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合新陶器厂与上袁、潜洛几家紫砂于工业户合并建成“宜兴紫砂工艺厂”,曾经达到两百人的规模。
紫砂厂在创办初期就得到学院教授和美术界人士的支持,江苏省国画院亚明等画家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设计,如今“迎宾壶”、“亚明四方壶”仍为经典的壶形。
上海画院唐云等画家也多次到宜兴定制壶器,并亲自在壶上书画,与紫砂界顾景舟等人结为艺友。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仃、高庄教授等人也到厂指导设计,该厂先后创制“牡丹壶”、“卫星壶”,为人民大会堂承制大型咖啡茶具。
高庄教授与顾景舟大师合作提璧壶成为学术界与工艺界联姻的象征,也成为紫砂壶新的历史经典。
由于民间技艺开始与学院风格相结合,紫砂器具逐渐成为雅俗共赏的产品。
此外,风格与工艺设计上方面,在恢复传统产品生产的基础上,设计制作了好几百种既有民族风格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颖产品。
紫砂工艺陶瓷的生产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紫砂外销盛况空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1972年春秋两季交易会的成交额,比解放初期增加六倍,比1971年同期提高一倍。
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紫砂工艺正在焕发着灿烂的时代青春。
(下转第121页)点、性别、场合、交际对象、谈论话题等的不同,称呼语选择出现有规律的差异。
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在言语交际中制约称呼语选择的主观因素。
在言语交际中,言语使用者对称呼语的选择和理解反映了言语使用者对语境的认知和意愿,因而以往的研究仅是分析了称呼语选择表现了什么样的行为,没有揭示称呼语使用者的社会心理。
(二)在对外交往中,称呼外国人为“老外”业已造成了言语交际的障碍,但对于障碍的深层原因,还没有揭示得很清楚。
我们认为,揭示“老外”这一称呼语的真实含义必须对这一称呼语使用者的动机进行调查和分析。
(三)对“老外”一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证的研究,缺乏第一手的资料,说服力不强。
确定一个称呼语的语义,必须看它实现的言语行为。
如揭示“老外”的真实含义,需对使用者的心理动机和被称呼者的心理感受进行调查分析。
[参考文献][1]贾冬梅.称呼语的用法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1999(3).[2]卫志强.称呼语的类型及其语用特点[A].语用研究论集[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3]Brown,R.W.,and M.Ford.Address in American Englis[J].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1(62).[4]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5]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6]李晋荃.人际关系与称呼语[J].南京大学学报,1990(5、6).[7]陈月明.现代汉语社交称谓系统及其文化印记[J].汉语学习,1992(2).[8]谢明.从文化视角看汉英称呼语[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9]陶洁.由英汉称呼语看中西文化的差异[J].绥化师专学报,2003(2).[10]刘楚群.人际接纳与汉语称呼语[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1]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王德春.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余惠邦.外国人.洋人.外宾.老外———谈一组同义词的选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4]亓华.对一个称呼语的跨文化剖析———释“老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A Review of Studies on Address FormsCHEN Xiu-qin(School of Education,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jiang524048,China)Abstract:The study of address forms has not been confined to the scope of sociolinguistics and probing into pragmatic functions of address forms.The new ideas have extended the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of studying the address forms.The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symbol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nking styles and mental structures.The choice of address forms reflects the speakers’cognition and inclination of the context.The structures and semantics are affected by thinking styles,values and deep cultural structures.The au-thors also points ou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ddress forms for foreig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