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委托代理关系与国有企业监督实践探讨内容摘要：本文从托付代理关系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的现状，分析了国有企业专门的层层托付代理关系、托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取向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对加大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阻碍，进而提出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及保值增值。

关键词：托付代理国有企业监督托付代理关系产生的理论基础及其矛盾分析托付代理关系作为现代企业的差不多特点之一，其产生的直截了当缘故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该观点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其闻名的《国富论》一书中写道：“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象私人公司合伙人那样的觉悟性去治理企业……因此，在这些企业里的经营治理中，或多或少地疏忽大意和奢侈白费的事总是会流行”。

伯利和米恩斯（1932）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也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托付代理概念是由罗斯（1973）提出的：“假如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托付人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人关系就产生了。

”在现代公司中，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托付代理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的关系动身，能够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托付人和代理人目标取向不一致在两权分离情形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取向不一致。

所有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也是托付人，高度关怀自身的利益，对利润的追求是其经济行为的全然动机，其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确实是利润最大化，最终目标是使资本增值。

经营者作为代理人其效用函数目标分为两部分：一是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如薪金、奖金、津贴等；二是追求更多的非货币收益，要紧是指那些不以货币计量，却能达到与货币价值一样的给代理人带来效用增加的消费目的。

由于托付双方的效用函数目标不一致，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假如对货币化收益不满足就会依靠于非货币收益给其带来的效用，利用自己手中的实际操纵权通过其他途径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如过分在职消费，不断改善办公条件，住豪华宾馆，使用高级轿车，免费享受带薪度假；增加不必要的开支用于个人享用，倾向于高风险项目搞投机和短期投资，不考虑资本的边际收益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甚至通过对资产的操纵权转移将企业的资产给自己或亲属的关联企业；通过人事任命中的任人唯亲、压制和人为闲置人才造成人力资源白费。

正是由于托付人与代理人关系中天然地会产生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理论上和实践中确实存在代理人利用手中操纵权侵害所有者（托付人）的可能性，而且这对矛盾只能够不同程度地缩小，永久不可调和。

托付人和代理人消息不对称在托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和所有者信息不对称不可幸免。

经营者（代理人）或企业内部高级治理人员拥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他们负责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打算、组织、指挥和和谐，拥有企业经营的各种真实信息。

由于这些信息被经营者据为私人所有，他就会向托付人隐瞒或谎报信息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代理条件，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

托付人（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高额成本，一样无法猎取或验证相应的经营信息。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代理人即使违抗托付人的利益，也专门难为托付人所发觉，从而促使代理人滥用权力的动机行为化。

依照詹姆士?莫里斯（1971）的说明，不对称信息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外生的信息，诸如交易当事人的能力、偏好、躯体健康状况等，这类信息不是由当事人行为造成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先天的、先定的、外生的。

当显现这种问题时，解决问题的途径确实是设计相应的机制，获得有用的信息，或诱使他披露真实的信息，然后达到一种最好的契约安排。

第二类不对称信息是内生的，取决于当事人行为本身，确实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当事人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则对另一方的行为无法监督、约束。

一样说来，固有的信息不对称能够通过设计较科学的监督鼓舞机制及信息披露机制最大化地减少不对称信息，而人为因素造成的信息缺失则监控难度较大。

托付人和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托付人面临来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从托付代理关系明白得，道德风险确实是在代理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的不利于托付人的行动。

托付人和代理人目标取向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为代理人道德风险提供了前提，一方面，代理人的某些行为具有隐藏性，专门难为托付人所察觉和提防，这是因为代理人明白自己的行为成效，而托付人并不知晓。

现在的托付代理关系容易导致缺乏效率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合理的“逆向选择”，因此也有主观条件不对等的缘故，如托付人不具备代理人那样的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代理人可能拥有独家的信息优势，包括使用“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等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背离托付人的利益。

“隐藏行为”要紧是指一些不能为他人所准确观看和推测到的行为，对这类行动无法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加以规范；“隐藏信息”则是指那些对代理人和托付人而言，对事态进展的阻碍不能够全面感知的信息。

对这些信息托付人不能完全观看到，但代理人却足以据此采取恰当的行动。

由于托付人与代理人目标取向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素，进而会导致“内部人操纵”。

内部人操纵（青木彦昌，1994）是企业经理人员事实上或在法律上把握了企业的操纵权，他们的利益在企业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表达，经理人员常常通过与工人共谋而为的一种现象。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大量存在内部人操纵的现象（张春霖，1995）。

由于内部人把握着企业的实际操纵权，使用的又不是自己的资产，当他们感到自己对企业的奉献和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时，就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而谋求自身利益（刘长庚，2002）。

国有企业托付代理关系中的障碍性因素托付代理关系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经济组织，也同样存在于国有企业。

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不同于其他经济组织，其托付代理关系也有自身的特点。

假如用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来代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就能够明白得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被授予了全国人民，每个公民都享有相同份额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无法有偿转让给其他组织或个人。

从这一角度动身来观看现实中的国有企业托付代理关系，出现出代理关系层次化、托付人虚拟化和政府的行政性等特点。

国有企业的托付代理关系中层次性问题突出在第一层托付代理关系中，初始托付人是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将宪法给予自己的资产权益托付给代理人（各级政府）；第二层次代理关系中，各级政府作为托付人将其行使的资产权益托付给具有治理国有资产职责的政府部门或国有控股公司（代理人）；第三层托付代理关系中，政府部门或国有控股公司作为托付人将其行使的资产权益托付给最终代理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由经营者具体对企业进行经营和治理。

在那个地点政府具有双重的托付代理身份，既是上一层的代理人，又是下一层的托付人。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运营中，托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托付代理链条更为冗长。

比如我国国有企业的托付代理层次表达为：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国有企业，那个地点还没有考虑国有企业内部的层层操纵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差不多提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和地点政府两级的直截了当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权力架构，减少从中央到地点的托付代理链，各省市也不断探究更加有效的托付代理形式，如深圳目前的二层架构：国资委－下属企业，取消了原先的中间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企业的监督效率与托付代理层次过多有直截了当关系，初始托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越遥远，监督效率也就越低（张维迎，1995）。

在国有企业里，托付代理链条过长，制造了过多的中间层，致使信息传递缓慢，加大了托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难度，人为提高了代理成本，不但空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导致国有企业监管效率低下。

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作为托付人难以真正实施权力在国有企业托付代理链中，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差不多上以托付人的身份显现。

然而，作为组成全国人民的单个公民，在市场经济中或许都能够表现为具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旦融入全体社会公众的角色，每个人都会“搭便车”。

宪法给予他们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力仅仅是一个符号，他们不再是具有追求私利的理性经济人个体。

同时，政府作为托付人难以人格化，也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经济人理性。

行使政府作为托付人资产所有权的政府官员，其行为目标与初始托付人之间不存在必定的一致性，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上也不是完全通过市场来进行，大多是由政府或党委从政治上考虑加以任命的。

这就导致如此一种结果，作为托付人的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并不能真正实施自己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操纵权，具有虚拟性，而代表托付人的政府官员却具有专门高的权威，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来任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在这种情形下选出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难以保证具备经济人的理性，也难以保证真正代表托付人的利益。

政府在履行托付人职责时难以对自己准确定位通过多年的以政企分开为要紧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负责治理国有资产的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治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监督治理暂行条例》把国资委的职能定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而舍弃了以往的政府公共治理的职能。

依照条例，政府通过出资人代表来实现托付人的职能，然而国资委角色并不确定，除承担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能外，仍旧履行部分公共治理者职能，造成行政代理和经济代理的混淆。

在现行的国有资产治理体制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依旧存在。

国有企业在专门多的情形下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而存在的，其经营目标除了追求经济上的利润目标，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目标，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常常是处于冲突状态的，使得国有企业无法完全按照效率目标来从事生产经营，也为托付人约束代理人增加了难度。

加强对国有企业监督的必要性在任何托付代理关系中，托付方都要对代理方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这是托付代理关系的必定要求。

通过层层托付代理的国有企业，由于托付人和代理人是不同的权益和利益主体，目标取向有偏差。

托付人为了爱护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从治理学的角度动身，监督又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制度因素而存在的，它也是实现和完善治理目标的一个必要手段，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领域、哪一个治理层次、哪一类组织体系，监督差不多上作为治理的一个内生要素而存在，从而使治理更加有效。

监督和权力也是辩证统一的，任何权力失去监督就会导致权力滥用，滋生贪污腐败。

近年来，在国有资产运营和国有企业改制中接连显现国有资产流失事件。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由于出资人监管不到位致使企业经营者违规进行投机交易，给公司造成5.5亿美元的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