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际团结模式随迁父母居住安排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一、研究背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目前我国2.3亿的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即“农民工”已经达到80%，而且人口流动呈现家庭化趋势，有近70%的流动人口与家庭一同流动；农村随迁父母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农村流动人口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增长。

随迁父母长期在农村生活，早已习惯了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将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不仅要应对子女外出工作期间单调枯燥的家务劳动，同时由于社会资源贫乏和经济能力低下而面临社会适应与城市生活融入的巨大压力。

代际关系在农村随迁父母的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将农村随迁父母阻挡于城市的社保福利之外的情况下；而家庭代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这些将要步入或已经处于晚年的中老年随迁父母是否能够在城市颐养天年。

目前有关随迁父母的研究少之又少，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农村随迁老人即农村随迁父母中的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融入，认为农村随迁老人是一个亟须社会关注的群体。

在精神生活方面，相关研究从闲暇时间利用、社区活动参与、对社区的心理认同等方面描述农村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发现该群体的精神生活单调，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中的娱乐活动较贫乏、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

在社会融入方面，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受到家庭、社区人际和社会政策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政策限制、文化差异、社会资本、个体特征等被认为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

随迁老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如何适应与融入陌生的城市场景与社区生活、处理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已经成为农村随迁老人面临的重大人生课题。

总之，学术界不仅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研究少，同时关注面也较窄、鲜有深入的探讨，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需要被给予更多关注。

长久以来，我国家庭观念浓厚，同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孝道规范构成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我国经历着重大社会变革，特别在当前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代际关系的和睦团结和家庭中的养老敬老等面临挑战。

子女的外出务工和父母的随迁行为改变了农村父母的传统居住安排模式，而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可能展现出不同的图景。

同时，在中国从父居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子女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往往具有性别差异，儿子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在城镇化背景下，随迁父母居住安排上的变动对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可能产生影响，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性别模式可能发生重要变化。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反映复杂的社会联系，同时家庭成员由多种团结联系起来，而代际团结是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模式。

本文将基于代际团结模式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二、居住安排、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一）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的模式Bengtson and Schrader于1982年提出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团结模型。

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代际团结包含六个不同的团结维度，分别是联系性团结（associational solidarity）、情感性团结（affectionalsolidarity）、一致性团结（consensual solidarity）、功能性团结（functional solidarity）、规范性团结（normativesolidarity）和结构性团结（structural solidarity）。

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团结、凝聚力是家庭亲子关系的核心，Bengtson和Silverstein等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也支持此观点。

尽管家庭多样化导致代际关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团结模式仍被证实是有效的，被广泛地用于指导代际关系的研究，成功地应用在不同国家的环境下，然而在中国的研究还很少。

在现代西方家庭中，子女在未成年时受父母抚养，在其成年特别是结婚之后，则搬离父母家庭，也不再有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是一种“接力式”的家庭代际关系。

在中国，孝道规范构成代际团结的核心要素，而向上的功能性交换被认为是践行孝道文化传统的表现，因此典型意义上的老年支持只涉及单向的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依赖，传统代际关系表现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种代际支持行为履行了对老年父母的孝顺责任。

费孝通（1985）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属于“反馈模式”，即父母抚养未成年的子女，而子女成年之后要赡养年老的父母。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强调子女的孝顺责任，代际的情感互动、资源交换等其他团结要素往往被忽视。

因此本文将通过代际团结模型提出的各个基本维度来弥补这个差距、探索代际团结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特别地本文将关注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

传统上，与子女同住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家庭养老是中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

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为了照顾外出务工子女的家庭，农村父母随迁到城市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

随迁首先改变了农村父母传统的居住模式，这种改变背后的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变迁是值得关注的。

进一步地，在传统父系家庭中，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代际关系的性别模式也可能因父母的随迁而发生改变，随迁父母与不同居住安排下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在当今社会如何延续及变动同样受到关注。

相关文献对居住安排、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居住安排涉及不同类型家庭中的家庭动力学和代际关系，这种家庭代际互动的机会结构将会增强或限制联系、情感和资源交换的频率和类型。

代际同住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居住安排模式，无论是这种居住安排模式本身还是对于代际关系均具有维护代际团结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传统上中国老人与子女的居住安排是以父系为主、以父母为中心的居住模式，这暗含着父母的需求和偏好比子女的更重要；同时同住时子女作为赡养者需要表现出对老一代家庭成员的尊敬、承担赡养义务和做出自我牺牲，所以代际同住有助于践行孝道的文化理想，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养老支持形式。

另一方面，代际同住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同住对于家庭代际关系的促进作用。

代际同住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资源交换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场所，因此与低水平的家庭冲突和强烈的支持性的互动相联系，而同住比例的下降将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

同时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子女能够给予同住父母更频繁的关照。

总体而言，同住时父母和子女之间表现出较为紧密的代际关系。

然而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家庭实践将会越发偏离传统，代际的凝聚力趋于减弱；而非经济因素如人口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等也会侵蚀传统的家庭规范。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从同住的代际家庭中分离出来，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比率已经持续下降；而父母也随着子女迁移到城市居住照料其家庭，这改变了传统的以父母为中心的居住安排模式。

虽然仍是代际同住，但是其代际关系则有待考察。

另一方面，非同住的亲子关系展现出不同的图景。

代际家庭的相关研究发现，即使父母和成年子女被巨大的地理距离所分隔，他们之间也没有相互孤立而是频繁地相互联系和交换帮助，成年子女在分居父母的福利上扮演积极角色，代际的义务强度和正向关怀很少因地理分隔而减小。

对老年中国移民的研究发现，尽管他们没有和自己的子女同住，但是他们往往在心理上依赖这些子女、同他们有亲近的关系；而同住的老年移民和子女的情感未必亲近，他们依靠这些子女但是感到情感上与孩子相孤立，希望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获取更多关心。

随迁父母到城市与其农民工子女同住，他们和同住与非同住子女的代际关系如何变化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因此，在描述随迁父母与其所有子女代际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将重点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

（三）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随迁父母传统的居住模式，也可能对不同居住安排下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关系模式造成影响。

除了代际同住的传统居住安排以外，在中国从父居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同住还往往具有较强的性别偏好。

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儿孙的赡养，被看作是传统的家庭模式。

台湾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庭研究也证实，与成年儿子同住依然是老人主要的居住模式，父母与儿子同住是履行孝道义务的重要形式。

在代际支持上，儿子通常比女儿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投资，因而被期待承担主要的支持老年父母的责任，而女儿在婚后被算作其丈夫家庭的成员而不再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先前在台湾和中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在代际支持上传统的性别模式仍然适用，儿子在代际支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代际支持的具体分工上，男性更多地被期待通过给家庭提供经济资源来承担其责任，而女性更多地做家务和照料家庭成员。

就支持老年父母而言，儿子更可能提供经济帮助，而女儿更可能涉及家务琐事、情感慰藉和日常照料；同时，儿子更可能从父母处获得家务帮助。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确立以及现代性思潮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影响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

一些学者发现代际支持上的性别差异在缩小，已婚女儿和儿子相比能给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出现养老女儿化的迹象，认为传统的规范在中国农村不再有效。

西方家庭理论者常常坚持女儿在代际支持中的重要作用。

对西方代际分居的家庭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和传承上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女性和男性经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关系。

女儿往往更多地给父母提供帮助特别是工具性支持，在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老年父母的女儿越多，孩子联系和拜访他们的频率就越高。

然而按居住安排的情况来讨论中国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非同住模式下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研究更少。

本文在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之后，将进一步分同住和非同住的情况来探讨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探讨城镇化背景下传统家庭代际中儿子和女儿与父母代际关系上的性别差异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研究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描述随迁父母与其所有子女代际关系的基础之上，将重点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进而将同住和非同住情况下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一）研究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的农村随迁父母抽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