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张兴成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
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
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关键词 东方主义 知识—权力 表述(rep resentation) 《东方学》自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在许多国家、语种、学科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萨义德(Edw ard.W.Said)在书中阐释的“东方主义”(O rientalis m)话语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诸多问题,“东方主义”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态的“关键词”(key wo rds)。
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①这些问题至今仍纠缠着知识界。
本文企图从异文化表述问题出发,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前提与方法问题作批判性探讨,以凸现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意义。
一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 ravelingtheo ry)一文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的移动问题。
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
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
批评家必须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拒绝“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否则,“看似方法论的突破可能很快就变成方法论的陷阱(雷蒙德・威廉斯)”②。
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萨义德本人在理论的使用中,是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还是堕入了“方法论的陷阱”呢?萨义德的认识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承袭了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斯宾格勒以来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创造的观点。
在方法论上他采用了 天津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①②萨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1页。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将萨义德的著作看做是对他们理论的再论证与再阐释的话,那么,《东方学》的价值至多只停留在文献学意义之上。
萨义德的创造性使用在于将他们的理论框架置入西方对异文化的表述领域,以图刺痛整个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界,进而达到对整个人文学科,对知识的全面反省。
“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任何知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能有所警醒”①。
萨义德将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扩展到对异文化知识的分析与批判领域,这可以说是将福柯思想系统应用到文化分析的最早尝试。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不止一次明确提到福柯对他的影响,尤其是《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
在《文化与体制之间的批评》一文中,萨义德将福柯与德里达进行了对比,他更推崇福柯,主要是福柯思想中有“厚重得多的历史维度”。
他认为福柯最重要的贡献是:社会和历史中实施主导控制的意愿是如何通过真理、纪律、合理性、功利价值和知识等语言来系统地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的。
萨义德认为福柯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将这一问题延伸到东方学,目的是要揭示掩盖在东方学表面的真理、客观性、合法性、科学性、真实再现等等欺骗性伪装,使隐含在东方学内部复杂深固的权力关系暴露无遗。
如果说福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哲学研究:精神病、诊所、监狱、工厂、犯罪、性意识等等,目的是要揭示权力与现代知识形式之间的合谋,进而对启蒙话语展开全面批判的话,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不过他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这构成了他与福柯思想的一个断裂。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是什么?”②通过对东方学话语本质的分析与批判,萨义德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扉页标列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句著名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They canno t rep resent them selves;they m ust be rep resented),并在书中两次重复引用了这句话。
在他看来,《东方学》涉及到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异文化书写与表述问题,再现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议题。
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中东研究三部曲”:《东方学》、《采访伊斯兰》、《巴勒斯坦问题》都集中于再现(rep resentation)问题,以及再现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政治、经济机构的研究之间维持着多少自主——而不是完全独立、不相往来——的关系③。
德勒兹曾说福柯创造了能让囚犯自己说话的条件,让被压迫的主体摆脱权力的枷锁。
而事实上福柯的工作也仅仅是代表被权力操纵的受压迫者说话,在话语的层面上使缺席者出场,而真正的“囚犯”或许同斯皮瓦克笔下的“属下(另类)”(subaltern)一样是不可能说话的。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对马克思那句话中的“表述”一词进行了语义辨析,她认为该词在德文和英文中都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代言”的再现或表述,如在政治领域;一是作为“重新表现”的再现或表述,如在艺术或哲学领域。
“再现的这两种意义——一方面在国家构造和法律内部,另一方面在主体的表述中——相互关联但却是无法还原的、断裂的。
”④而这两种意思在斯皮瓦克看来是混为一谈的,不存在真正的“再现”,你以为你是“属下”的代言人,你“代表”他们说话,你再现了他们的真实与意愿,其实你不过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
因此,“属下”不管是被“再现”还是被“代表”,他们都被权力话语他者化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说话。
在萨义德看来,西方表述中的“东方”,就形同如此。
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①②③④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参见萨义德《知识分子论》附录《论知识分子: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7～168页。
福柯:《什么是启蒙》,转引自[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萨义德:《东方学》,第422页。
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
表述的“客观性发现”不过是尼采意义上的“真理体系”,即“语言的非透明性”,或一种真理的语言包装。
在尼采看来,语言的真理性只不过是“一组灵活变换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言之,一个人类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以诗性的方式和修辞的方式得以加强、转置和美饰,并且,在经过长期使用后,对某一民族而言似乎成了牢不可破的、经典性的、不可或缺的东西:真理本质上只是幻象,不过人们经常忘记它的这一幻象本质。
”①福柯的话语分析方式强化了尼采这一观点。
福柯指出,人文科学一直为话语的修辞所控制,在其中,这些修辞构造(而不仅仅意指)它们假装研究的对象。
福柯对人文科学演变及其沿革的多种研究旨在戳穿怂恿这些学科的修辞(虚构)策略。
在福柯那里,“任何特定的话语形态不是通过它允许意识言说世界而是通过它禁止意识言说世界,即语言本身切断了语言中再现的经验领域,来进行辨别的。
说话(Speaking)是一种压抑性行为(rep ressive act),无语的经验领域把它辨别为一种具体的压抑形式”②。
因此,在福柯看来由语言建构的知识学科,构成了对世界与人的一种规约(discip line),真理不过是语言的建构物,反过来语言又生产了一套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形成一套知识管理技术,乃至一种知识政治(po litics of know ledge)。
东方学不过是这套知识—权力建构起来的真理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在东方学的表述过程中,被语言的“修辞”所规约,在知识—权力合谋中东方“东方化”了,东方学不过是一个受制于权力支配的空洞能指,福柯意义上的“陈述”,它有一个“话语对象”,但这个话语对象绝对不是指某一确指的事物状态,相反,它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
东方实质上是一个被阐释的“西方”,一个东方学家们自我表现的文本舞台。
萨义德通过引入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在批判西方对异文化表述问题上的权力运作本质时,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通过对东方学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的质疑,直接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合法性问题的反思,如人类学中文化描述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中对异民族历史的书写问题,尤其是西方现代学科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怎样根深蒂固,并广泛渗透进各门学科的问题。
萨义德以思想史的写作方式对此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是一个规训体,这个规训体具有知识的有效力量,而这种力量同权力系统性地——但又决非直接和有意地——联结起来。
萨义德的批评直接击中了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性这一当今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
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展示的,自19世纪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打上了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性问题凸现出来。
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少数话语与后殖民话语构成了对西方形形色色居主导地位的“普遍价值”与“范式”的批评,因此,它们要求开放社会科学。
“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探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