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文化的地域特性和国家特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发展的区域性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

这一讨论在20世纪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是20世纪前半期，由刘师培、王国维等首开南北文化差异的论述。

此后，关于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研究相继展开。

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知识分子回归本土文化的精神欲求和地方政府文化实利主义观念的影响，地域文化研究重新起步并有新的发展。

尤其是其中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论，为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动力。

今天检视这两个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相关研究明显重南而轻北。

学界在论述荆楚、吴越、岭南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时，黄淮以北中国文化的区域性问题几乎不被涉及。

二是重边缘而轻中心。

现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基本上是与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争论的历史，这种争论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共存的特点，但同时也导致了对中原这一中心的忽视和遗忘。

三是重局部而轻整体。

像在中原文化这一范畴之内，近年来兴起了河洛文化研究，并在学术界形成影响。

但必须注意的是，就中国文化与各地域文化构成的层级关系而言，“河洛”明显无法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起到直接的拱卫作用。

或者说，它并不具备与荆楚、吴越、岭南等区域文化形态形成并置关系的文化态势和地理广度。

这也是一些学者在讨论河洛文化时，不得不将其放大为中原文化来诠释的原因[1]。

收稿日期：2013-03-05作者简介：刘成纪，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100875），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

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刘成纪摘要：在中国文化的区域构成中，中原文化既具有地域文化的一般性特点，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与中国文化建立的直接关联。

按照传统史家勾勒的古史系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是围绕中原展开的历史。

传统形态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可视为从中原出发的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史观的形成，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一度成为学界反思或质疑的对象，但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和奠基作用却仍然无法否认。

据此，从中原出发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对重建中华民族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原文化；中国文化；民族精神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669（2013）02-0046-06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46一般而言，中原文化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形态。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现代文化研究中，它之所以长期没有被作为地域文化对待，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表意的重叠性。

但是，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态势及中原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显压倒了作为国家文化的特性：首先，与传统的单一文明起源观不同，20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地域的。

这种多元文明观是对传统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解构，也为中原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向地域文化的下降提供了实证的依据。

其次，中原文化是一个具有空间限定的概念，它只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有效。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单一文化，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比如，在汉民族内部，它在某些历史阶段存在着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并置甚至对立；在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它与北方草原文化等更是不可相互替代。

再次，中国社会自北宋以降，政治文化中心彻底远离了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失去了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力。

生活在现代中原地区的人民，一方面延续了中原文化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为其增加了新的内容。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原文化，基本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地域命题。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

如上所言，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

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我国中原地区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

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

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外迁，向四方传播。

这种传播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所谓主动，即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哪里，中原制度文化及价值观念就在哪里扎根；所谓被动，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乱，必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外流，甚至政权的整体迁移。

魏晋以降，中原文化的南向发展大抵脱不了这种被动传播的带动和影响。

另外，中原文化传播或扩张的有效性也值得注意。

这种文化建基于农业产生方式与土地形成的密切关联。

农耕方式使其文化深深扎根于异域的土地，并因土地的稳固性而得以持存和发展。

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曾在其《罗马史》中讲：“凡用战争赢得的，可以由战争再次夺走，可是用锄犁赢得的却不然。

”[2]这种观点对理解中原文化同样是有效的。

从历史看，中原文化的南向传播基本上是以移民垦荒为先导，北向（尤其西北向）传播则离不开屯田。

这种依附于土地的文化扩张虽然缓慢，但却步步为营，绩效显著。

相反，北方草原民族虽一次次入主中原，却从没有成功将其文化移入新的统治区域。

这明显与其游牧生产方式无法扎根于土地有关。

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扩张性，决定了它既被其产生的地域限定，又具有超地域的特征。

或者说，这是一种立于中原又从中原出发的文化。

按照司马迁及历代史家的一般看法，它的起点在河洛。

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这也是当代研究者试图以河洛指代中原的原因。

但从后来中原文化的扩张态势看，河洛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明显过于狭窄。

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计划从代郡迁都洛阳时曾讲：“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按照这句话提供的序列，“帝宅”被崤山和函谷关限定，“王里”被河洛限定，“中原”则明显是以前两者为中心形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形成472013年第2期成的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展开。

以此为背景，中央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哪里，或者说它的移民迁徙到哪里，中原文化就被带到哪里。

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文化形态，它最终甚至溢出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东亚地区（如日本、朝鲜）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据此不难看出，从崤函、河洛、中原到中国，再到超出国家边界的天下，中原文化形成了一个层层扩展的圈层结构。

这一圈层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文化在此表现出原乡特质；在这一圈层的外围，它则作为一个价值或功能性概念持续发挥影响。

我们可以将中原文化的这种外向发展过程称为中原文化的异乡化过程。

二、中原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关系文化的扩张或传播，虽然表现为政治权力、典章制度、礼仪风俗等向异域的蔓延，但在深层，却是其基本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广大地区人民的认同。

总结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大致可以归纳为十点，即：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

这十点，除第一点外，其他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

中原文化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但就其产生的根源而言，则依然来自于农业文明的孕育。

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

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

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

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土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是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易传》中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论，讲的正是这种以自然的稳固性为前提的人的能动性问题。

另外，从中国历史看，中原文化虽然有农业社会趋于保守、内敛的特点，但它的主调依然是开放包容的。

它的开放，既表现为以教化为手段弘扬自身的文化，又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标志性的文化交汇期：一是上古时期的殷周冲突，二是中古时期的佛教东传，三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

这三次中的前两次都是在中原地区完成的，其成果分别为中国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后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毋庸讳言，在当代社会，建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原文化，它的许多思想观念以及由此主导的人的行为方式，已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像20世纪90年代一直纠缠不清的“河南人的形象”问题，某种程度上已说明了它与当代社会的龃龉和冲突。

但是，就这一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长期形成的支撑看，它的基本价值又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比如：首先，虽然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产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土壤，但却触及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怀和人性的深层欲求。

像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对于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中原农业社会以家族和村落为基本单位，重视血缘和邻里之爱。

这种爱后来被儒家不断放大，即由“亲亲”逐步推及到“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和谐，依然是以这种不断“推己及人”的大爱为前提的和谐。

另外，中原文化重视人的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就是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就是提倡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重德守信就是在人与人交往中重然诺、守气节；尚俭节用就是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开放包容就是对外来文明成果抱有接纳、融会的胸襟。

这些价值观及行为原则，明显具有普世性和跨越时代性，对现代形态的48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爱国主义是中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重要遗产。

从史籍看，“中原”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但这里的“中原”仍是一个一般地形学概念，并非专指性的地域名称。

到魏晋，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割据和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所谓的“中原”这时逐渐被地域化、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桑梓”、“帝宅”和“神乡”。

对于入主中原的异族而言，占领这一“神乡”就意味着拥有了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失国者而言，失去这一地区则意味着自我的边缘化。

所以“恢复中原”成了衣冠之士永难释怀的家国之梦。

据史籍，中国历史上“中原”一词使用密度最高的时段有两个：一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二是北宋覆亡与南宋建立的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