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衰嬗变历程减小字体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整理发布时间：2010-01-3007:24:04引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灵感正如其名称所示，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20世纪前半叶，结构主义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点燃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科学化、客观化的理性追求之火。

一种信念开始弥漫：任何文化产物无一例外都有内在的制约性的结构模式。

于是在西方学界，找到这样的结构模式一度成了一种乐观的科学梦想。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与情绪背景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开始了它近一个世纪的叙事结构探索之路。

一、兴起之路西方对叙事结构研究由来已久。

譬如亚里士多德曾把讲述看作为某种模拟方式。

他的传世之作《诗学》描述过悲剧的情节结构。

但对叙事结构真正系统的研究上个世纪初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最具影响的人物是普罗普(Propp)。

普罗普研究了俄国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

他发现作为结构单位，民间故事包含有限的人物和行为类型，他称前者为结构角色(actant)，后者为功能(function)。

功能决定故事结构和性质。

不同故事中同一行为可有不同功能。

有故事都包含“缺乏”或“恶行”功能，然后从其发展到另一结局功能。

像句子成分可在不同句子中再现一样，功能可在不同故事中再现，因此构成了故事的语法或规则。

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中萃取出31个功能。

他认为这31个功能可解释所有的俄国民间神话故事结构。

普罗普还分析出人物可以承担的7种基本角色：英雄(寻找者或受害者)，恶棍，公主，(被寻找者)和她的爸爸，调度人，捐赠人，帮助人，假英雄。

同一人物可不只担当一种角色，同一角色也可不只由一个人物担当。

每一种角色都与某一具体范围的行为，或者说某一组功能相对应。

功能、人物以及角色所构成的规则模式至少表面上展示出文学叙事具有规则的结构形式。

俄国形式主义与索绪尔结构主义模式一脉相承，借鉴了它的横组合的线性方法，在结构元素的线性顺序中研究文学叙事的结构。

整个功能体系就是结构主义的“语言”(langue)；各个具体的故事则是“言语”(parole)。

整个文学叙事可类比为“语言”，各个具体文学作品可类比为“言语”。

俄国形式主义为文学研究开辟了结构主义的新方向。

结构主义叙事学发展的第二阶段首先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列维一斯特劳斯试图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解释全世界神话的相似性。

他提出神话是语言，因为与语言一样，神话必须反复讲述才能得以存在。

作为语言，神话由“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构成。

列维一斯特劳斯试图改进普罗普的研究方法。

他模仿结构主义语言学术语“音素”(phoneme)，创造了“神话素”(mytheme)一词。

神话素是神话所有的构成单位。

他的神话结构分析就是把神话切分为神话素，然后把这些神话素作为结构单位归类于范式类型。

不同范式类型中的神话素事实上可分置于话语横组合链的不同点上。

这意味着像有限的语法单位可以按横组合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一样，有限的神话素结构单位可以构成无限的不同神话语篇。

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顶峰出现在法国结构主义阶段。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巴特(Barthes)，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lcauh)，托德洛夫(Todorov)等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开创了法国文学批评新纪元，将结构主义叙事学推到了其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巴黎学派依然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先驱科学”，取横组合观察视点，把故事类比于句子。

叙事就是一个“长句”，句层次语法范畴可以放大到话语层次。

例如托德洛夫借用传统语法范畴，用所述实体和施动者类比名词，用动作和事件类比动词，用特性类比形容词。

热奈特(Genette)用时态、语气、语态的使用范式描述叙述世界，叙述内容，叙述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巴黎学派最终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确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体系，使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得到公认。

在这个领域人们一度看到了令人兴奋的科学化希望。

但很快在一片热烈的追捧中，挑战来到了。

二、批评之声随着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根本性假设以及这些假设对某些基本研究内容的排除都受到了批评。

批评部分指向叙事学本身，部分指向其结构主义基础。

首先由于其理论普遍性、预测力的缺陷，加之时或出现的误导，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于理论普遍性的追求受到质疑。

譬如任何普遍性表述都可能有局部或历史反证；即使是自然叙事也可能涉及到文化背景环境问题；从人种学角度看，某些群体，某些体系或实践最终总是被证明其本身具有实质性的异质性；同时对于普遍性执着追求也可能导致研究者注意不到重要的局部差异。

结构主义叙事学对科学性的痴情也遭到非议。

对此赫尔曼有非常精辟的总结：一方面结构主义叙事学被认为过于迷信语言学术语的解释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母科学”语言学在60年代前后有了重大发展，它坚持的某些语言学概念和方法也被认为已经过时，因此它的理论基础受到了冲击。

同样它对客观性的执着也遇到挑战。

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许多学术方法研究叙事修辞，研究叙事在身份信息中的作用，研究叙事和性别或意识形态的关系。

应用后结构主义学术方法研究中，尽管结构特征仍是焦点之一，但会对具体故事所暗示的身份本质提出解释，也会评估某部小说对周围意识形态力量的支持程度或质疑程度。

鉴于结构主义为了保证客观性而强调描述，避免解释评价，这些新方向的学术探索已抛弃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基本原则。

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建立的叙事模式也被指责过于简约，无法描述叙事文本的许多重要特征。

批评者认为叙事文本中所包含的远非仅仅是叙事，还涉及诸如感染力，哲理力量，心理洞察力等等多方面内涵。

至此结构主义叙事学为自己和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建立的以客观性为科学标准的界桩几乎要被从根拔起了。

方法上，叙事模式描述也被发现过于静态，无法描述叙事发展的真正驱动力。

鉴于叙事动力可决定叙事语篇最后形态，而早期那些叙事模式不能完全体现作为叙事动力的故事进展逻辑与历时序列，所以它们达不到所希望达到的描述力。

由于维特根斯坦，奥斯丁、格莱斯、舍尔及其他后索绪尔时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学界意识到在句层次之外还有类似会话含义、话语回指、话轮模式等语言系统特征。

语境对于话语产出和理解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语言学新知识背景中，叙事学研究排除叙事语境、有意识地忽视语用很自然受到了批评。

在后结构主义时代，结构主义叙事学受到的批评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鉴于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人甚至一度发出叙事学是否已死的疑问。

乐观的说法是它还活着，但在挣扎。

然而叙事学已死之说似乎夸大其辞了。

十几年过后，叙事学在批评声中历经嬗变。

顽强地活了下来。

三、嬗变之态柯里用多样化、解构主义、政治化来描述当代叙事学的特点。

可是如果从整体角度观察，解构主义和政治化只不过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学科容量的多样化，因此如果用一个词更全面地概括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嬗变，那就是“多元化”。

赫尔曼主编的一本当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用nanrratolgy的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作为书名很能反映这个学科的现实状态。

里蒙一凯南指出叙事学的多元化转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多样性，二是跨学科性。

从目前诸多的学科冠名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叙事学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外延扩展。

例如“语境叙事学”、“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权主义叙事学”、“后殖民时代叙事学”、“认知叙事学”、“自然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可能世界理论”等等。

里蒙一凯南曾对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时期多元化的叙事学做过特征比较。

她认为后经典时期叙事学有如下转向：从以文本为中心转向面向语境；从研究封闭体系和静态产物转向研究开放的动态过程；从主要研究文本的“特征”“特性”转向研究阅读过程动力学；从由下而上的分析转向由上而下的综合；从偏向(简化的)二元分割和分梯度的等级体系转向偏向整体的文化解释和“密集描述”；从强调理论、形式主义描述和叙事技术分类转向强调应用、专题性读物和充满意识形态的评价；从回避意义产生和道德问题转向关注道德问题，通过对话协商确立意义；从把建立叙事语法和小说诗学作为主要目标转向把分析工具用于解释作为主要目标；从强调所有叙事的普遍特征转向强调个体叙事的具体效应；从一个统一的(次)学科转向—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从以上对比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叙事学今昔基本细节变化。

正是其理论诉求、方法、目标、视角、研究对象的这种多维扩张导致了它今天嬗变后的多元形态，也帮助它在“达到一个更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使其“有可能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

叙事理论从兴到衰，到变，再到复兴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这是个上升的循环，而不是凤凰涅磐式的简单重复。

正如申丹所说，现代叙事理论是对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语过去，结构主义叙事学不管有多少缺陷，它的学科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必须肯定的。

今天，它的成果仍然影响着现代叙事学研究。

它创造的学科术语，提出的概念，描述模式仍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基础起点。

至于未来，里蒙一凯南有三点精辟的展望：其一，叙事学理论未必受到制约，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摇摆不定，无所作为；其二，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可能会相互修正，衍生出一个合成理论；其三，叙事理论不是永恒的封闭理论，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无终极的创造过程——永远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