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海：潮起潮落与道德困境2014-05-19 09:05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李春成唐亚林谢宝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干部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波“干部下海”潮。

上世纪90年代，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

无论是完善能进能出的干部人事制度，还是优化人尽其才的人才成长环境，干部下海都带有标志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择业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当然也是公务员的权利。

然而，一年来不少干部辞职经商却引起许多争议，使下海干部面临不应有的道德困境。

为此，本刊特邀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干部下海的原因、下海干部的类型、干部下海是否干扰市场经济秩序、下海干部面临的困境等问题。

上篇：改革开放以来三波干部下海潮的成因、特征和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过三波“干部下海”潮主持人：2013年以来，广州市已有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其它地方也有干部辞职转行。

这虽未形成新一轮的干部下海潮，但其影响也不小。

其实，“干部下海”不是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波干部下海潮，具体情况如何？谢宝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过“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三波“干部下海”潮。

其他时期（包括现在）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干部下海”现象，但总体来说体量不大，尚不足以称之为“下海潮”，如同特大的人群共同体里总免不了少数异端、另类一样，偌大的干部队伍里当然免不了某些转行者。

唐亚林（复旦大学教授、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一波“干部下海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于“价格双轨制”的权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业的放权、政府自身机构改革任务的推进等，一大批干部下海经商，甚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全民经商潮”。

第二波“干部下海潮”的兴起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种激励政策的积极支撑，如鼓励干部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带薪进修学位、实行离职买断补偿金制度等。

李春成（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2000年初至2004年4月，在中央明确表态之前，干部下海进入“第三波”。

相对于前两波，第三波下海的干部，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级别也越来越高，大多属于“少壮派”——正当盛年且下海前身居要职；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三波“下海潮”社会背景各有不同主持人：之前三波“下海潮”的社会背景有何不同之处？唐亚林：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国家掌控着资源的基本调配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整体受制于一体化的国家权力，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难以释放，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挤压，自然难以谈得上创造出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和谐的社会。

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重新被发现，并日益主导资源的配置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发现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一种价值选择。

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价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条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化的迹象。

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以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两波“干部下海潮”。

李春成：第二波下海潮比第一波来得更汹涌，这主要由几方面原因所导致。

首先，在思想上，经济上贫富的现实和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国”字头、“公”字头的行业和单位原有的光环和荣耀感已成明日黄花，“民”字头、“外”字头的事物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甚至因其待遇优厚而颇受青睐，对个体、对职业、对行业、对部门、对政府工作好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是“经济发展”。

经过一番思想与现实的洗涤之后，至少那些下海干部本人，已经不觉得到私有企业工作在荣誉上有什么丢人之处了。

其次，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海”更宽更广，政策预期、政治环境也更清晰、更稳定。

第三，就干部下海本身而言，经过80年代第一波下海者的摸索和示范，“有心人”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思想酝酿和精神准备也更充分些了。

于是，一些干部纷纷下海，打造了第二个“下海里程碑”。

第三波下海潮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20世纪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开始，公务员队伍开始重组。

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

其次，2000年开始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类似法规制度，为干部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第三，是各级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对于招商引资的近乎着迷——不少地方政府强制干部“下海”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

第四，国内崛起了一大批新兴大中型民营企业及其对于“社会资本”丰富的政府干部的特别青睐，为下海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业的平台和收入甚为丰厚的中高层职位。

所有这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干部下海推向了高潮。

“干部下海”既是客观因素使然，也是个体理性计算的结果主持人：我国素有“官本位”传统。

绝大多数人加入公务员队伍都不是误入歧途，而是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那么辞官者为何会背弃初衷、“下海”另谋发展呢？谢宝富：“干部下海”既是客观因素使然，也是个体理性计算的结果。

辞职“下海”的官员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入职年头不久的年轻官员，另一类是堪称官场“老油条”的中老年官员。

前者大体以职位较低、没什么实权而又提升空间有限或自觉不适应官场生活者居多；后者反而以有一定职位及实权但提升同样受阻者居多，因为职位较低、没什么实权和资源的中老年官员不仅在官场上没什么市场，而且在商场上同样难受欢迎。

第一类“下海”者的动机大多相对单纯，既然官场提升受阻，或自觉不适应官场，或既无腐败机会（或不敢腐败）又不甘清贫，还不如趁自己尚年轻，早点辞职再出发，“下海”另辟新天地。

第二类“下海”者中虽同样不乏动机单纯者，但也确实夹杂着某些动机相对复杂者。

一些渐显老态、实权在握而又提升空间有限的中老年辞官者之所以备受企业家、商人甚至大学、科研院所欢迎，真实的原因怕不在于其经验、素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更不在于其年龄优势，而在于他们通常能在“官场”与“商场”之间架起一座利益输送的桥梁，发挥企业“驻京办事处”般的作用。

第三波下海潮被一些人视为拴着保险带、套上救生圈的干部下海主持人：在市场经济初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鼓励干部下海，还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其效果如何？李春成：经济发展既是老百姓对于官员的最大期望，基本上也是国家干部被考核的第一标准。

在21世纪初，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使出了“干部下海”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招。

正因为是为了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所以，这种下海往往是留有归路、官帽犹存的“半下海”，有人称之为拴着保险带、套上救生圈的干部下海。

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政策吸引力，二是解除“勇士”们的后顾之忧。

吉林省榆树市市委2003年“1号文件”宣称，从2003年3月1日起，至2005午3月1日止，市委决定在干部中开展“离职锻炼、建功立业”活动。

当年3月，有1300余名公务员，在“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诺下，带薪下海经商。

湖南省人事厅2003年7月出台的旨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民企人才政策”令人更为安稳无忧。

该政策规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可以领取工资补偿，到私营企业上班。

事实上，全国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诸如此类的“经济”下海政策。

通过干部下海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尽管初衷有其可取之处，但思路和方向是错的主持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干部下海经商，是否扰乱了经济发展？李春成：让干部投身市场经济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可以让干部们通过打工、创业、参加生产，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不能排除这些下海者也能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或是新的商业形式，或是成为新的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拥有者。

第二，更重要的是“洗脑”和转变观念。

亲身体验式的学习，能够加深干部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感受市场的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制度支持，洞察现有规制政策的漏洞，从而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三，对于财政紧张的地区，由于真正裁减公务员难上加难，“半下海”的举措也不失为一种减少财政赤字的没办法的办法。

第四，异地下海者能够带来资金、技术、理念和项目等，至少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

在批评者看来，干部下海经商多数是一种权力私有化、资本化的延伸形式。

实际上是对现有资源的转移和垄断，本身并没有给市场和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和机遇，只不过是市场赢利者发生了转移，实际上是与民争利。

发展经济根本不足以成为干部下海的理由。

此类“半下海”根本不可能促进市场经济，相反，只会扰乱经济秩序、破坏市场公平，其弊远远大于利。

总之，通过干部下海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尽管初衷有其可取之处并可能取得某些表面成就，但其思路和方向是错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短期的、表面的成功是以政府职能不清、官商角色不清、市场公平受损等长期的、深层的损失为代价的。

下篇：当前干部下海引发的道德困境无论是继续从政为官，还是下海经商，都有得有失，由此形成所谓的“双重趋避冲突”主持人：近年来，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现象日趋增多，社会各界的评论此起彼伏。

就下海干部来说，他们有何焦虑和困惑？李春成：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占据道德评价优先权和话语主导权的中国，辞官下海者必然体会到某种负罪感、不忠诚和自私。

因此，他们由内而外感到道德虚脱，对自己的行为缺乏道德肯定。

给人的印象是，尽管权利在他们那边，他们却因负罪感躲躲闪闪。

其表现是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大声辩护，甚至，有的当事人自己也未必真的确信，辞官下海是他们的权利。

对于干部来说，无论是继续从政为官，还是下海经商，都有得有失、有利有弊，由此形成所谓的“双重趋避冲突”，致使某些干部心猿意马、犹豫不决。

然而，真正令那些已经或意欲“下海”的干部感到焦虑和困惑的，不是这种个人利益得失之权衡，而是亲戚朋友的不理解，社会舆论、相关党政领导对于干部下海的各种评说和莫衷一是：有唱赞歌的，有唱反调的。

主持人：具体评说都有哪些？李春成：有的认为这是新时代的新生事物，有的认为这不啻是时代精神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有利于国家机构精简，是对党的政策的支持，有人认为这是对党和国家的背叛和“忘恩负义”；有的认为这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弘扬市场经济伦理，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期权”行为，会扰乱市场竞争，影响很不好。

于是，从当事人到亲戚朋友，从社会舆论到官方意见，从新闻记者到专家学者，各执一词，相互间充满着道德分歧和伦理悖反。

还有人怀疑，下海干部中可能有两种人：一是“洗钱”者，即利用下海将官位上以各种方式捞取的“黑钱”净化。

二是“权力兑付”者，即干部在“下海”之前已经用权力给足了老板们好处，慑于党纪政纪法纪，没有将权钱交易及时兑现，留待“下海”之后兑付已经谈妥了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