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初探——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徐平2012-8-1 21:34:15 来源：《民族研究》2006年2期，第47～56页。
内容提要：2005年是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于同年4月24日逝世。
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就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的影响、民族研究思想的形成以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展开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费孝通；瑶山调查；民族研究；文化自觉七十年前，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不远千里前往偏僻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一段经历。
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
他们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
①然而，1935年12月16日，当他们完成花篮瑶调查后，在从坳瑶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发生了王同惠遇难、费孝通受伤的意外。
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的一个噩梦。
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
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先后五上大瑶山，甚至在他九十高龄之时，还一直惦记着再上大瑶山。
200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在同年4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孝通先生家人的委托，利用暑假的时间，重上瑶山调查，重点访问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主要调查地六巷村。
2006年1月10日，我再次陪同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对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支系展开调查，意在完成费孝通和王同惠先生未竟的调查。
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将这样一个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是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也是我作为费孝通学生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
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所做的“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
正是这篇“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引导我认识了费孝通，也使我走上了追随先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瑶山也是我的学术起点。
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大瑶山的特殊经历对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都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升华的文化自觉理论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
王同惠的牺牲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造就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大。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
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
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
”②费孝通在当时不仅是痛失了一个亲人，也是痛失了一个调查研究的伙伴，他在广州养病时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若是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并不能说小了。
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
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
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③为了这一个庄严的承诺，费孝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酷环境，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
我这样说，也这样做。
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
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
”④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也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
”⑤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以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仅以数万字的篇幅，就展现出一个完整的花篮瑶社会结构。
吴文藻先生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
”⑥在养伤期间，费孝通在家乡开弦弓村做了调查，由此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
留洋归来的费孝通，立即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扎进云南农村做调查，他的《禄村农田》指向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担负起恢复社会学的历史重任，社会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费孝通更是马不停蹄地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沿着城乡发展和民族研究这两条大线索，行行重行行。
1998年他从国家公职上退休，成了一名专职的教授，经常外出调查，同时笔耕不辍。
16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有9卷是1981年以后的作品，可见老人的勤奋和才华。
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时，曾强调指出：“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
……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
”⑦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专门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在谈到如何认识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时，他特地回忆了在花篮瑶的调查经历。
当他和王同惠到达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在语言不通、风俗不明的情况下，他们被友爱而好奇的瑶民所包围。
费孝通后来写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
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
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那里呢？”他们按照自己文化中的友好交往规则，努力与唯一懂汉语的房东蓝济君接近，特别是通过王同惠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很快和当地人建立了亲近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
”“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没有去伦敦接受过马老师的‘文化论’。
但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自动地并非有意识地跟着马老师当时正在构思的《文化论》和‘文化表格’所指导的方向行动了。
”⑧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不仅确定了费孝通实证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发展方向，也确定了他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
他以后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个老根上发的芽。
费孝通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发表的名著《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是他前半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研究的痕迹。
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里，费孝通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述和分析家庭，占了全书的一半。
对花篮瑶婚姻家庭的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在《生育制度》里找到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特别是它的核心观点“三角结构理论”，即认为父母子女三角才能构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大瑶山花篮瑶不重结婚仪式，更注重长子出生后的“双喜酒”给他的启示。
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大瑶山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诸如“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概念，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为比较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恢复社会学学科。
按照类型加比较的基本思路，他从重访大瑶山和重访江村开始，通过不断地认识新问题和新矛盾，逐渐在层次上加以上升，从村到镇，再到区域比较，形成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问题，为富民强国服务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体系。
面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春正式提出了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理论：“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去年我……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
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
”⑨此后，费孝通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从各种“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再到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由此不断丰富。
二、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的影响对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费孝通成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一生十分重视民族问题，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呕心沥血。
费孝通在他九十岁高龄时，深情地回忆道：“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
”⑩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开始，也是民族研究的起点。
费孝通在他的《暮年漫谈》一文中说道：“自从进大瑶山与瑶族同胞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筋里比较清晰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重新转入民族工作。
1950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
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
费孝通曾经谈到：“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
”1956年，费孝通亲自参加了由他倡议、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我们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