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独特性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李红岩对外经济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对外经济政策处于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四者的结合点上。
政策的制定因此需要兼顾多个方面，既要有利于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又要促进经济竞争和发展，争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既要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经济规则和外交政策目标，又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既要协调好同内各种政治压力，又要维护国际社会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因此，对外经济政策既不能简单地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也不能简单地纳入经济理论研究的框架。
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它应该是围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对外经济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
其研究范畴包括贸易、投资、货币、能源、科技、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但它又不等同于各领域政策的简单叠加，而是各领域政策的综合，有着既不同于外交政策也不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特的规则和特政策是一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经济援助系列政策、法规和行动的总和。
它既是一国国内经济，也是外交政策的经济部分，涉及到一国经济繁荣和个最重要的优先目标。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是美国对外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对外经济政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日渐突出。
征。
，由于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外贸易政策是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和主体。
但对外经济政策又不等同于对外贸易政策，前者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如同际金融、外国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对外援助等。
（三）从本质上看，对外经济政策是“一个基于争论和妥协的政治过程的产物”。
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家安全，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国内经济的繁荣稳定，但在现实中，这两个目标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一些时候，政府将外交政策目标，即国家安全和增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虑，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安全利益占了绝对优势。
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决策者则更关注国内问题，选择贸易保护、出口促进等政策。
各国实践反复证明，没有一项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仅仅是出于经济计量的考虑。
因此，要全面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必须了解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充分考虑到政治凶素在其中的作用。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是美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经济援助与制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和行动的总和，是美国对内对外政治需要和经济目标相互作用的产物。
由于美国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独特眭。
（一）美同对外经济政策是白宫、国会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
要想准确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首先了解决策程序及模式。
即哪些政策机构和私人部门参与了政策制定，通过什么渠道决定或影响政策的制定，以及这些决策参与者在这个过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三个主要参与方：行政部门、国会和利益集团。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分享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权。
立法权赋予国会，对外谈判权赋予总统，对外缔约权由总统和国会共享。
而利益集团４１一ｌ济一伸两要经经等延全重际外裁的安的国ｒｈ匕 万方数据通过游说、竞选帮助、草根动员、法院诉讼等等方式影响决策过程和最终结果。
由于国会、行政部门、利益集团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有不同的倾向和考虑，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各方斗争、妥协的产物。
这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常常被政治化的国内根源。
（二）在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中，国会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影响历来大于它对安全政策的影响。
根据宪法，外交事务是由总统和国会共同处理的。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总统处于支配地位，是外交政策的决策者，特别是在军事权力、缔结条约、防务政策等领域，国会的影响力较弱。
但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国会的权力则大得多，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１）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国会。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
这一条款还规定国会有征税的权力，其中包括征收关税的权力，征税权也是国会贸易权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２）对外经济政策与国内政策密切相联，关系到国会议员们所代表的各州的利益，对选民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因此比安全政策更受到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的关注，国会议员为了达到连任的目的，往往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问题上代表选区的选民发表意见。
（３）由于代议制的特点，利益集团对国会比对行政部门更容易施加影响。
国会中参众两院的议员代表着本选区选民的利益，因此更容易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
行政官员主要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对各种压力不如议员敏感。
而经济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在某些问题上都依赖一些行业或是经济组织提供相关材料、信息和数据。
（三）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相对于安全政策来说是第二位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不论是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还是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围，其最高对外战略目标一直是防止任何国家对其超级大国地位形成挑战。
这一国际战略思维，使得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时，都往往把对外政治和安全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对外经济政策经常服务于对外安全战略。
另一方面，这也是由美国经济自身的独特性决定的。
首先，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中的比重）较低。
美国虽然有巨大的对外贸易量，但对外经济活动对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大，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远低于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近１０年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受外部环境和出口市场的影响在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上升，但对外经济政策在总体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即使克林顿政府把经济安全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其地位也没有高过安全利益。
其次，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交易货币地位独特。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睢一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所有进口需要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必须先通过出口换取进口所必须的外汇”。
这使得美国政府很少把促进出口作为最优先的政策选择，相反，十分看重出口控制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经常为了国家安全或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不惜牺牲企业出口利益。
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今天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都使美国的石油企业无法染指这两个国家的石油产业而蒙受经济损失。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美国先后对有关国家实施了８５项单边经济制裁，而仅１９９５年一年，美国对他国的经济制裁就给美国公司造成了１９０＂［Ｌ美元的经济损失。
第三，相对较高的进口接受度和容忍度，边际进口消费倾向（收人中每增加一美元用于进口产品消费的增加额）高于其他国家。
这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华盛顿的经济官员更倾向于认为进口有利于消费者，因此不像其他国家通过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限制进口，把贸易政策作为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手段。
（四）行政部门内部存在权力分散和权利争夺。
行政部门负责安排贸易议事日程和执行贸易政策法规，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事实上处于主导地位，且具有极大主动性和灵活性。
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以及政府关注主要议题的变化，决策起主导作用的行政部门及其立场也在发生变化。
以对华经济政策为例，在加入ＷＴＯ谈判问题上，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发挥了对华谈判的领导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商务部起了牵头作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财政部的立场则最为关键。
整体来看，这类变化大多是阶段性和事件性的，当一个大的决策过程结束后，行政部门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格局总体仍回归正常。
然而，在过去１０到１５年间，美国行政体系内的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程序，发生了值得研究的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这就是财政部在对外经济决策方面的影响明显上升。
其影响力不但已超过国务院等所有行政部门，且握有对总统以下部门决策的无形否决权。
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对美国对内对外政策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布什政府新任财长保尔森２００６年史无前例地携白宫七位内阁大员和美联储主席来华进行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这些都说明财政部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上升。
追本溯源，美国金融服务业在美国经济比重中的进一步上升，以及金融利益集团对美国经济更大的主导作用，是财政部影响力上升的基础和原因。
圈日互》科学决策月刊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万方数据－一４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