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过去有个传统的说法，是“书画同源”，即文字起源于象形。

但象形并非中国所独有，更重要的本质因素，是中国文字的结构和书写所用的工具。

任何艺术，都起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模拟”，书法艺术也不例外。

不过书法所表现的对象文字和词句，没有绘画那样具体，因此它用以表现对象的规矩和法则也比较抽象。

古语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而用笔、结构和章法，是中国书法艺术规矩的主要之点。

规矩即“有法”，巧似“无法”。

一种艺术的学习过程，总是从有法到无法，从模拟到创造。

要创造，必须首先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所谓“入虎穴”与“出虎穴”，“入帖”与“出帖”，都是指模拟继承和创新发展而言。

中国书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它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反映当时社会通常的习俗和风尚，而且明显的表现出它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我国书法艺术，一向被中外学者认为是一种最善于微妙的表现人类高尚情操和时代精神的高级艺术。

它源远流长，在整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继承和发展关系脉络分明。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字形的变化而外，主要还表现在各个时代对韵、法、意、态等方面的不同注重和追求。

清人刘熙载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

《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艺概》）这里所谓“力劲”、“气厚”、“风猷”、“典则”，均指书法艺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反映的不同的时代特色而言。

传世最早的甲骨文（图1 - 1 ），是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

其特点是笔画比较简单，字形向上下舒展，所谓篆书结体，大多如此。

这种字形以及由这一源流发展下去的一类彝器，如鼎、大盂鼎等均是例证。

以后再逐渐变化，形成了纯正的宗周风格，如毛公鼎、颂鼎、史颂鼎（图1-2）等，字画圆浑、凝重之中又富有汪洋之意。

在荆楚一带宽博得书法，则是与宗周时代的另一流派，最著名的散氏盘，是其代表作品。

此后，字形经过进一步演变，逐渐孕育了秦代的书法萌芽。

如季子白盘和石鼓文等，已逐步由纯正的宗周风格而变为具有更浓郁的秦代风气。

以上四种篆书，均属大篆。

尽管笔画肥瘦不同，字形长短各异，但都呈现出宗周时期的时代特色，既凝重又活泼，字形自由而浑厚。

如虫食木，偶尔成文；春云渡空，一任飘渺；意境超逸，难以追寻。

秦篆与汉隶六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行。

秦统一后，丞相李斯对改革和统一文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来的大篆经过他的整理，字形更趋于狭长整齐，即所谓秦篆，又名小篆。

如秦山、峄山（图1-3）、琅玡台等七处刻石，便是李斯所书小篆的代表作。

另有秦诏版（图1-4）、瓦量秦权等，字形向横方发展，这种横方趋势，即是以后汉隶的萌芽。

汉隶由秦时简易的篆书发展而来，是对秦篆承认、利用并加以改造的结果。

汉帝国统治时代较长，隶书流行既久且广，形体繁杂，瑰丽多姿。

其主要特点是，字形向左右发展，坚挺方折，恣律秀逸，笔画起落轻重分明，富有变化，从发现的大批汉简和出土陶器上的朱砂题字，可清晰看到汉人的真迹。

如《史晨》、《孔庙》、《张迁》、《衡方》，以及《华山》、《石门》（图1-5），体态虽异，时风则同。

总之，汉代隶书，风格端正，气韵秀逸，是晋以前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书体，是当时书法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

隶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汉代独霸统一的儒家思想，肃穆森严的社会风气，使隶书形成了古拙浑厚的艺术风格和拘谨呆板的造型结构。

秦汉以后的书风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时代风貌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作了高度的归纳和概括。

当然，在对书法家书法作品的评论中，向来很少从韵、法、意、态等某一方面去评论，因为这四者对一个书家来说，是相互联系、关系密切而又不可分割的。

而梁巘从时代风格，作者社会生活、情趣等方面，以韵、法、意、态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概括，当然亦无不可。

刘熙载说：“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

笔形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艺概·书概》）一切艺术创作，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时代特色和作者的个性，书法艺术尤其如此。

魏晋书风草楷均从汉隶演进而来，至魏晋趋于成熟。

此时书家以被誉为“书圣”的二王父子为著称。

晋以后的历代书家，无不宗法当代而上追二王，其影响至今犹然。

这一时期书法作品的特点是，其用笔方法因楷书的成熟而更加明白确定。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法”，虽然至隋僧智永方臻完备，但明确分工学说由此开始，发展到陈、隋才更加成熟完备。

“八法”的确立，对书法批评的标准起到了确立和巩固的作用。

两晋时期，书体已向真、行、草发展，再次期间，东汉张芝和魏忠繇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张芝手迹，在初唐李世民意说“无复余踪”。

传为钟繇所书的碑刻，也“古而不今”（李世民语）。

北朝王愔也说：“晋世以来，攻书者都以行书著名，若钟元常善…行狎书‟尔后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唐张怀瓘《书断》）这说明钟、张是先于羲之行草书的代表人物，二王则从当时要求的简略出发，损益原来真草的隶意，完成了流美真静逸的行草书。

可以说是羲之开其端，献之变其格。

近代郑为说:：“父亲的起点是俊逸，儿子是遒丽。

俊逸的笔致紧敛内擫，遒丽的笔法恣肆外拓，改变了东晋以前的古拙。

”（郑为《论中国书法艺术》）这个看法，颇为见地。

而这种俊逸遒丽、风规自远的风格，正表现了晋人书法所尚的韵。

在东晋，玄学和佛、道思潮，逐步冲破儒家思想堤防，摆脱了儒家的束缚，出现了崭新面貌，右军一变古拙之风，在钟繇楷书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秀媚流畅的新体楷书。

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笔调自然流畅、潇洒活泼、易于书写和辨认的行书。

王羲之以欢快清新的思绪，优美流畅的文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序》。

其他如《黄庭经》、《乐毅论》，情思不同，神态各异。

“书为心画”，诚中行外。

右军作书极注意气韵，浑然天成，字、行、篇统一，将三者熔铸于同一艺术格调之中；重视整体协调，而不计较点画得失。

以行写神、气韵生动，作为美学原理和艺术原则，在晋代出现，决非偶然，它与魏晋玄学对思辨智慧的要求相一致，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即魏晋风度。

这一美学原理，对以后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瘗鹤铭》著者不详，产生年代亦议论纷坛，但神态洒脱，飘飘欲仙，恐非六朝人的笔迹。

南北朝书法北朝碑版书法艺术，与秦汉唐晋一致，在多样的个人风格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风格。

包世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北朝人书，落笔峻而庄和，行笔涩而取势排宕。

”（《艺舟双楫》）康有为则把南碑和北碑进行综合，概括其特点为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气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广艺舟双楫》）被誉为北朝书圣的正道昭，其书法艺术不仅在北朝居首，在真书中亦属佼佼者。

所书《郑文公碑》及云峰山题刻，结字疏朗俊逸，气度凝重浑穆，给人以雄强之感，是书法艺术由隶变楷过程中的一大流派。

由此不难看出，以北碑为代表的北朝碑书的主流，表现出属于“壮美”范畴的美学特征，它和南朝秀美的法帖相对峙，分别成为当时书法领域里的两大艺术流派。

近代马宗霍说：“帖宜于行草，自以流美为能；碑宜于分隶，自以方严为尚。

”（《书林藻鉴》）但这种“壮美”和“秀美”的不同风格，是与其地理环境和社会风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如北魏的尚武精神，影响着书家的美学思想。

游牧健儿，深峻山泽，广阔原野，胡马嘶风，石作艰辛，佛像庄严，等等景象，均会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融入书法艺术境界。

南朝山川秀丽，草木华洁，书法名作通过帖牍形式，在高门巨族中传布，相煽相激，在南朝诸帝及大量士族文人中形成一代书风。

至于三国虽有《天发神谶碑》篆兼隶意，独具一格，六朝宋有《爨龙颜》碑，隶晋楷体，别开生面，似又不能截然以重碑或重帖而区分北派和南派。

隋唐书法以六朝碑志即写经伟代表的一派书法，用笔严守“八法”原则，点画准确，毫不含糊，唐楷即是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盛唐写经虽超越六朝，但究其点画，均源于六朝。

“唐尚法”，这不仅有大量史实和碑刻所证，且属隋唐的书法论著也把重点放在法上。

它总结归纳了晋人真行草方面成果，进一步把“法”规格化，于是“八法”、“十法”、“十二意”、“书谱”、“书诀”相继出现，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七十二法”，亦相继问世。

由此，书为“法”制。

隋唐时代书法的发展，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定了宏伟坚实的样板和基础。

隋代有《龙藏寺碑》，结体朴拙，用笔沉挚，为唐初书家所取法。

清杨守敬《评碑记》说：“细玩此碑，正平中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禇遂良）。

”唐代书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虞（世南）、禇（遂良）、欧（阳询）、薛（稷）为代表，他们是六朝书法的继承者，又是大唐书法的创造者；后一段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他们不仅精通与、禇、欧、薛各种技法，且追本溯源，由汉隶而及右军，经过吸收变化，形成自己风貌。

至于行草，于颜、柳之外，孙（过庭）、张（旭）、素（怀素），争奇斗胜，各具千秋，别有景象。

唐楷具有划时代的成就，虞、禇、欧、薛，严谨华妙，格局众多，各有特色。

虞世南气秀色润，外柔内刚；禇遂良罗琦绰约，婉美华丽；欧阳询刚劲不饶，体格精严；颜真卿庄严笃实，淳和深厚；薛稷锐于临仿，笔态遒丽。

至于行草，张旭之高逸豁达，春林焕彩；怀素如壮士拔剑，气贯长虹。

过庭《书谱》，书文并茂；真卿《文稿》，情感激昂。

流美在人，各有千秋。

中楷《多宝塔》，小楷《灵飞经》，或结构严谨，或笔墨超逸，均为后世典范。

这些书法大家，虽都源于二王，彼此间又有师承，且注重于法，然又各有侧重，于严谨的法度之中，又显示出书家不同风骨与修养。

不仅文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宋徽宗旦论及颜书时说：“真卿淳谨，故厚重如周勃。

”（《岑氏书评》）周勃在评定“诸吕”叛乱，安定汉朝中，有不朽的功业，表现了他质朴敦厚和刚正坚强的品格。

颜书博大精深，当时在百花争艳的书坛上，领袖群伦，被称为“颜体”，它对东晋之后，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二王父子，以及虞、禇等代表南派的书法，在笔法、结构和布局方面，均有巨大突破和创新。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定得文化是一定得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的创新，以及在他影响下出现的一代书风，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王文治《论书绝句》说：“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中兴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杜诗、韩文、颜诗与张旭虽都在盛唐，而他们在美学上的表现却各部相同。

李白的诗与张旭的书才华横溢，仪态万方，在艺术上是内容溢出形式，对旧的规范和美学标准有所突破；而杜诗与颜书则与之相反，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统一，为以后树立了可供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