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　第1期2008年2月理　工　高　教　研　究Journal of T echnology College Education Vol.27　No.1　February 2008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座丰碑———西南联大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东南大学　蒋琳,马文婷,蒋盼摘要:　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座丰碑。

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她的学术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在外部高压下,她完好地保持了固有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气质;而富有自由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校长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她现代大学的风姿。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思考大学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应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蒋琳系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马文婷系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平津两地内迁昆明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组成的一所高等学府。

在极其艰难的岁月,生活、学习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结茅立社,弦歌不辍,”推进科学与民主,传播教育与学术,走出了一条极其不平凡的道路,涌现出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而她的学生把她的种子撒遍了世界各地。

反思今日大学,是不是我们的条件太好,我们的抱怨太多,我们的精神过于贫乏,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自我省思。

一、在战争笼罩下创造不平凡的成就按照客观常例,战争是可怕的,残酷的,它将给整个社会及其心理、个体及其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高等教育同样不可避免。

但西南联大的学者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

战争虽然对其教学和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并没有扼杀联大人的创造生命。

此时联大学者的学术生活方式及其对学术的热情和执著并没有中断,而能够以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战争没有完全阻碍学术的发展,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时候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谈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

世局虽艰,而……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

”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

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

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当时号称“民主堡垒”,在思想上是继续五四的传统。

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在教学方面也保持了知识分子清贫乐道、教书育人的生命特质。

三校教师的聚集,使得教师的力量比战前的各校大为充实,开出的课程大都分别是由专于该门的教授担任。

这一时期,在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下,多数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

闻一多先生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和讲课。

他讲《楚辞》时,拿着他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给学生逐字讲解。

理学院的一些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

生物系的动物实验因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够做肌肉神经试验,教师便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

地质地理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

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保持严格的要求。

工学院的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正是这种精神和对待学生的态度,让他们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尊重,同时这种精神也反映了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并铸造出一种全新的‘战时’人文精神”,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

我们今天高等教育发展,所谓一流大学的建设,并没有使我们的大学强大起来,更不要说伟大。

我们过于满足她物质的需求,而导致她失去了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或称学者的群体越来越小,甚至消失。

越是获得了优裕的条件,我们的大学越是没有自己的精神,还会变得更加的贪婪和自我,更加远离社会良知。

二、著名校长打造象牙塔大学是需要精神引领的,她首先需要能引领大学精神的校长。

一个好的大学必须有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有着治学的精神,这样才能使学校充满活跃的学术风气,并能发扬和保持下去。

俄罗斯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富有自由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校长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联大现代大学的风姿。

三校领导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联大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精诚合作是联大取得成就的保证。

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

冯友兰教授在纪念碑的碑文中说得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位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渗透着“自由、开化”的思想,有着完善的治学策略。

他们对待学术自由的态度,同他们的思想也感染着时下的知识分子。

在这些领导者的感化和领导下,西南联大师生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并且推动着战时学术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三、外部压制下保持了自由之精神大学自由才能成就自由的大学。

联大是自由独立的,才使她守护了大学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大学之一。

联大人以其独立的精神和意志在那个堡垒中继续研究学术,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进行的思考却是冷静而深刻的,对人才培养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西南联大成立时,正值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这时候国民党加强了在教育方面的控制。

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声称“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

”要求“教育界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

”反对“各逞所见,各行其是。

”西南联大也同样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和干涉。

但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在《大学一解》中强调,大学师生要与全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而“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联大学生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教师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也较浓厚。

因此联大师生对当时的教育政策甚为反感,要求教学与学术的自由,奋起抵制。

在校自由主义传统的压力下,校务委员会也不能不多少反映教授们要求教学与学术自由的愿望。

到后期联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后,联大被人称为“民主堡垒”,国民党对联大的控制也就宣告破产了。

从深层的制度上看,联大的教授积极参与学校治理也是她能抵制外部压力,倡导学术自由的重要原因。

教授治校制度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契机。

正是有这样制度安排,教授们才可以拥有教学自主权,教师拥有教学自主权必然带来学术的尊严,并把教授治校落到实处。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认为我们高等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在学术、教学中充满了不自由。

这种对政府与高校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思考:如果解决了高校和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给了高等学校自由,并不一定使得教授有了自由的创造空间,因为我们有教授治校的先例,却没有得以保留和继承。

不能建立教授自由的保障性制度,要有自由的学术风气是相当地困难的,相应地,大学就失去了自由之精神。

四、自由条件下学术思想纷呈与繁荣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大多是好学深思之士。

由于教师来自三校,在教学思想上,具有各自的学术专长、各派的学术观点、各种政治倾向的教师荟集,各就所专所好开课,在各系讲坛上出现了旧中国学术界各家纷然杂陈、“自由”讲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文系既有“里应外合”充当“杀蠹芸香”、改革中国封建文化的进步学者,也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诗”的老古董;有从事或提倡反映现实的现代文艺创作的作家和文艺批评者,也有“反对作家从政”、反对“文艺载抗战之道”的颓废文人。

在外文系,既有研究但丁、歌德、莫里哀、拉辛等等的专家,也有穿着长袍马褂,在课内宣扬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在课外大讲“红学”;提倡“林黛玉精神”的“雅士”有英国“新批评派”的追击者,也有宣扬尼采的法西斯主义哲学的人。

在哲学心理学系,既有人介绍,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到罗素实证主义、新实在论等等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各种最“新”哲学思想,又有人配合当时国内复古主义逆流,大讲中国封建主义的哲学。

此外也有认真治学的佛学专家。

在历史系,则有以古讽今、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的历史学家。

他们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

谢泳先生认为,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以1900年前后出生的为代表,如王力、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锺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

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的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锺书、费孝通等人已留学归来。

正因为有了这三代学人的共存,西南联大就形成了相对稳定且知识结构、学术视野、能够互补的知识分子群体,这就为后来的文化繁荣和思想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即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那个时代,这个群体的学术贡献,正是这种学术精神的体现,如果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支配,学术研究必然会成为荒芜的平野。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在一起。

头脑中孕育着各种学术思想的学者,形成相对稳定、学术视野、能够互补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都保守了知识分子的纯正、宽容以及交往中的无私与淡雅,带来了学术的繁荣。

贺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学术与政治》的论文,在文章中,他这样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的神圣使命,它有它的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者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