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研究作者：淳远文章来源：原创点击数：308 更新时间：2006-10-9（初学写论文，形式与内容料必有许多不足，望各位师友指点——淳远）【内容提要】腐败源于公共权力的"私用"，公共权力被"私用"的原因有二，一是制度的疾病，二是道德的沦落--包括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和掌握公共权力者的道德沦落。
改革以来，制度的疾病与道德的沦落二者互为因果，交相恶化，成为腐败不断滋生的温床。
制由人立，人因制成。
治疗制度的疾病，提高人的道德水平，重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中国社会腐败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腐败制度道德一、腐败的定义关于腐败，有人这样定义它："腐败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与他人合谋，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谋取私利或为某一单位、某一行业谋取特殊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个人利益的行为。
"1这个定义比较详细，但有点繁冗。
我看到有个较简明的定义这样说："所谓腐败，就是利用自己能够控制的公共资源为自己或则亲人或则自己的小利益团体牟取私利。
"2 综观上述定义，我认为腐败就八个字可以概括："私夺公物，公权私用"。
何谓"私夺公物"？就是公物，即公共物品--多数人所共有的物品，少数个人把它们据为私有了。
何谓"公权私用"？就是本应该用来为公众谋福利的公共权力，被人用来谋取私利了。
许多学者喜欢说腐败是"权力的滥用"，而我觉得说腐败是"公权的私用"更贴切。
"私夺公物"的腐败行为，源于"公权私用"。
反腐败的实质，就是反对"私夺公物"和"公权私用"。
相对而言，倡廉则是倡导"克私奉公"：限制个人的私欲，乃至牺牲个人的私利，为大多数的公众服务（"为人民服务"）。
廉与腐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公与私的问题。
二、中国现社会的腐败情况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简称TI）是全球著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
他们对腐败的定义也很简洁：公务员滥权谋私。
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全球腐败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每年都会调查世界各地商界及公众对当地贪污情况的观感，总结出"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简称CPI）。
中国内地2003年得分为3.4分，全球排名第66位；2004年得分为3.4分，全球排名第71位；2005年则降至3.2分，全球排名第78位3。
中国内地的清廉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
而2003年，"被媒体称作中国的'反腐败年'。
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施政的第一年，这一年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包括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
" 2004年，被认为是反腐败力度最大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建立了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
" 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三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5年，由中共中央向党内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有学者说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体系性反腐败阶段。
" 4然而对比这几年中国的清廉指数，我们却可以看见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清廉度并没有因为不断出台的反腐败政策而得到提高，反而有下降的趋势。
直至最近，高官陈良宇的腐败案件又冒出了水面，人们在欢呼之余，心里也难免打上问号：到底还有多少贪官潜于水下？这表明，多年来反腐败政策和行动对于治理腐败所起的作用大小还有待仔细推详研究。
新中国何时开始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呢？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5"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邓小平的制度改革到目前为止，腐败的招数随着各种反腐政策的出台而变化万端层出不穷，腐败现象大面积地侵蚀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金融、建筑、教育、医疗、电力、土地、交通等行业和领域，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痼疾隐患。
相比之下，改革前"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6的毛泽东时代，却是以清廉著称于世。
这一前一后，政府清廉度几乎是天壤之别。
本是一支廉洁的干部队伍，为何内部出现了"从恶如崩" 7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制度改革的失误，还是因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呢？邓小平于1985年3月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8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9而中国在2000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0.47。
李实说，"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
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略低。
"10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实际中国社会已经是两极分化--不仅是城乡分化，而且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11如果按邓小平的上述说法来看，改革确实是"走了邪路"，"失败了"。
但这个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们提的问题是，中国的腐败现象跟改革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三、腐败的根源（一）制度漏洞和道德水平下滑是腐败的根源如前所论，腐败即是"公权私用"。
"公权私用"行为要得以实现，需要同时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制度存在漏洞，有空子可钻，并且钻空子的风险和成本相对较低，这是客观条件；二是"公权私用"者道德意识薄弱，直言之就是没有公德心，私心的膨胀使其敢于逾越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这是个人的主观条件。
单纯有制度的漏洞，而执掌公共权力者有较高道德水平，腐败行为不会出现；单纯是执掌公共权力者道德意识薄弱、私心膨胀，制度没有空子可钻，或钻空子的风险和成本较高，腐败行为也难以出现。
而且，制度漏洞越多、越大，钻空子的风险和成本越低，执掌公共权力者道德水平越低，社会的腐败问题就越严重。
由此可以逆推：之所以改革以来出现大量的严重腐败行为，就是因为改革之后，制度上出现大量的漏洞，并且社会道德水平严重下滑。
这是理论的推断，事实又如何呢？（二）中国在改革后制度出现重大漏洞制度的漏洞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制度的不完善，即无"法"执行，而制度下的政策条文相互矛盾抵触，也属于制度不完善，最终也将导致无"法"执行；二是制度不被遵守，或监管不到位，或执行不到位，即有"法"不执行。
这二者都造成制度有空子可钻，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改革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的，表明了改革者对前人经验的否定与无视态度，亦即坦然表明了改革者不完全愿意或完全不愿意遵守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而要另辟奚径。
另辟奚径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制度，但改革者又没有"高瞻远瞩"的宏观战略，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瞧，然后对原制度的条文进行巧夺天工式的删删改改，修修补补。
另一方面，改革者又是在原制度下以"合法继位者"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如果公开否定原制度和模式，则等于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因而改革者采取了折衷的策略，表面上还是沿袭过去的制度，但实际行为却是背离了原制度"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实施各项改革政策。
这种"言行不一"的精神分裂状态当然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政策与行为背离了法制，就是乱纪、违法乃至犯罪，所以改革者必然要对法制采取且行且改且修的方式，以使自己的"言行合一"。
这样一来，以致即使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改革以来也逃脱不了被频烦地修改的命运：从1978年到2004年短短二十几年，宪法被修改了8次，其中改革初期的78年－82年，宪法就被修改了4次，几乎是一年改一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中国1988年以前的宪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但深圳于1981年11月就开始对部分土地使用征收费用，到1987年7月1日，深圳市政府又提出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指导思想的改革方案确定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转让、租赁、买卖。
9月8日，深圳市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9月11日以招标形式出让第二块国有土地；12月1日又以拍卖形式出让第三块国有土地使用权。
若以当时的宪法论断，深圳市政府的行为实际就是"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是相当严重的公开违宪行为；说什么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其实都是巧立名目以瞒天过海罢了。
但是，深圳市政府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受到中央的默许、赞赏和以及随后媒体的追捧。
于是，到了1988年，中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的相应条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修正案删了"（不得）出租"，加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其实只是委婉而隐晦地表明：土地可以出租或者转租了。
深圳实施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土地有偿使用后，自2000年开始，陆续有土地的使用年限到期，但并没有相应的合适法规去处理，直至2004年6月份，深圳市政府才公布《深圳市到期房地产续期若干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而且也只是一个权宜之策，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