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九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卫斯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提要：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

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并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著特点。

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

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

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

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情况，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

汉代的水利工程规模都很大，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主要发现有：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和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

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

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

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栽培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

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1)。

1979年，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个原始社会的墓葬的随葬草篓内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

《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

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

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

因此，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3)。

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著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种植小麦而著称天下(4)。

《后汉书》所载东汉皇帝对粮食生产所下的十几次诏书，其中有九次涉及麦(5)，充分显示了麦在汉代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生产结构是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反映。

”(6)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尚少，还不足以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汉代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

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

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

他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

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7)。

6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不断发现，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固有观点，提出了汉代我国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新观点。

但从总体而论，我国学者还没有人探究过这一问题，还不曾对“唐代碾碨经营论”进行过辩论，即还不曾使人们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有一个立体的认识，甚至还有少数同志赞同西瞚先生的观点。

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与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的辩论，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作一番考证。

在未介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何为碾碨，西嶋先生认为：“碾碨是石碾。

”“是利用水平面运动的石碾，即进行脱粒、磨面的工具。

”并指出：“碾碨主要是用于小麦制粉的应用水平运动的工具，由于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在唐代迅速发展并作为营利投资的对象而在许多庄园附属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

”(8) 对于西嶋先生对“碾碨”一词的解释，笔者有不同的认识，“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

因为碾即辗的别体字，碨即硙的别体字。

辗字单独来讲，有车轮转动之意。

硙，磨也。

辗与碨组成一词，即有轮转带动磨转之意。

轮转的动力何来?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别的动力。

《北齐书·高堂隆传》云：“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并有利于时。

”《通典·食货·水利田》亦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

”可见碾碨在当时实指水磨而言，并非指石碾而云，不然的话，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经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即朝廷和碾碨经营者之间以水利权为中心的对抗”(9) 就不会发生。

朝廷禁压碾碨设置就与以“保护灌溉水利为目的的农本主义”无关(10)。

事实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而与“石碾经营”相距甚远。

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真的与水磨的出现有关吗?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

其次是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

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为什么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因为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是把麦子、大豆煮成饭吃的，“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12)。

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

由粒食改为面食，是我们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

“饼饵麦饮甘豆羹”(13)，颜师古注：“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

”王应麟补注：“《说文》，‘饼，面食也’。

麦末谓之面。

”《说文解字》云：“面，麦屑末也。

”汉代时期，正是我国石磨普及推广时期，也是小麦由粗食到细食的转变时期。

正如陈文华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是小麦就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粮食。

社会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发展。

”(14)根据笔者的研究，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5)。

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王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圆形凹槽，周边突起，当中有一道横梁，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孔，底面满布圆窝状磨齿，中心稍有内凹，下扇磨齿亦为圆窝状，表现微隆起，中心有一圆柱形铁轴，磨通高18、径54厘米，铜漏斗上部大，口下腹收敛作小口，腰部外施宽带纹一道，上口径94.5、下口径29、高34厘米。

自上口向下16厘米处，漏斗内壁平伸出四个支爪，两两相对，其跨度超过石磨直径，这说明四个支爪上原当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质器。

”(16)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

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平面作半月形的进料口，中隔横梁。

上扇边缘较薄，边缘侧面有长方形洞，为安装推磨棍之处。

上扇边缘表面刻满斜线纹。

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齿的形状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圆，凹坑亦略呈枣核形(17)。

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

上扇之进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锥体形。

磨齿为点状纹，凹入成小圆坑，上扇侧有长方孔，为安装磨棍之处(18)。

洛阳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出土石磨四件，编号302∶3为石磨盖，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两个半月形漏斗，斗内嵌铁片。

磨擦面的磨齿纹，是短的长方坑，共六匝。

磨上扇边缘有长方孔三眼，可安装推磨棍三根。

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径50厘米，边厚7厘米。

317∶29为磨的下扇，磨齿形制为短的长方坑。

磨中心方孔内有铁片，原来也当安装了铁轴。

此磨扇直径49厘米，边厚6厘米，中间厚8厘米。

另外两个磨盘出于305粮仓和320粮仓，报告说此二件已残损(19)。

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

其磨扇形制为凹入菱形纹，与枣核纹近似(20)。

河南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直径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

上扇有半圆形漏斗两个，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径为3厘米，小的孔径为2厘米。

上扇表面饰阴刻平行线纹，边缘侧凿一个装推磨棍的长方孔。

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铁质圆轴，磨齿是八区斜线纹(21)。

属于明器的汉代石磨和陶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宁夏、北京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县(23)。

正如李发林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转磨(石磨)产生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两汉、三国的转磨大都发现于黄河、长江流域。

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边的辽河流域则相当罕见，两汉转磨出土的地区大都是盛产小麦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

正是小麦这种粮食需要做成面粉，才便于进一步制成可口的食品。

”(24)上面我们谈的是有关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既然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那么，伴随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必然有小麦或与小麦相关资料的发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出土过汉代小麦实物的地点有十处。

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河南洛阳西郊、河南新安铁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江苏邗江甘泉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新疆民丰尼雅汉代遗址、新疆楼兰故城遗址、内蒙乌兰布和(25)、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26)。

与此有关的考古发现还有：60年代初，洛阳老城西北郊81号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肩陶仓，在盖上分别书有“麦”、“黍”、“粟”、“豆”等字样(27)。

西安市东郊汉墓出土的一件陶仓上，用墨书“小麦囤”字样(28)。

70年代初，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据裘锡圭先生考释，曾有“以麦为租”的记载，一个大竹片上记：“市阳租五十三石三头六升半，其六石一升当□物，其一斗大半当麦”等文字(29)。

1972年，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出土的一批书有文字的陶仓中，据发掘者报告，这些陶仓可分三式，Ⅰ式5件。

每件腹部都粉书四个文字，分别为“小麦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

Ⅱ式10件。

肩腹部分分别粉书如下数种粮食品种的名称“粟”、“黍”、“黍米”、“小麦”、“麦□”、“〓”、“〓米”等。

Ⅲ式10件，有6件仓的肩部分别粉书“白米”、“小麦”、“米”、“黍”等字样(30)。

另外，据有些学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所见农作物也有小麦的记载。

如简文：“出麦五斗，廪夷胡瞫长王勤五日食。

”(《甲》382)“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

”(《甲》1601)至于说水磨的产生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有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国粮食加工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而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