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价格论对强化税收征管的现实意义(一)
摘要]税收价格论认为税收是纳税人为消费公共品而向政府支付的“价格”，税收征纳双方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交换关系。

借鉴税收价格论，应当以个人为基点，从利益交换关系的角度，赋予纳税人作为交换一方应有的权利。

应在整个公共部门经济的全过程中体现税收本质上的平等交换关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和保护。

引进税收价格论，对提供新的税收征管思路，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税收价格论，税收征管，交换说
一、税收价格论的基本观点
税收价格论起源于17世纪欧洲的“公需说”和“交换说”。

“公需说”认为，税收存在的依据在于纳税人对公共需要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和增进公共福利，这一职能的实现需要税收来提供物质资源。

“交换说”认为，税收是纳税人为获得国家提供的安全保护和公共秩序等公共晶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其向纳税人提供了公共晶。

林达尔在“公需说”和“交换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税收价格论。

林达尔在维克赛尔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公共品供应的模型。

该模型指出：在既定的个人预算约束和消费偏好下，A对公共品的需求曲线从B的角度看，可视为供给曲线，反之亦然。

当A与B的两条需求曲线标于同一矩形平面图上时，该模型将产生唯一的稳定交点。

这一点，被称为林达尔均衡点。

该点决定着公共品供需的均衡数量，同时也决定A与B各自应付的均衡价格即纳税份额。

在这一均衡点上，A与B各自所应支付的税收价格(这一价格被称为林达尔价格)，等于他们各自从公共品消费中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价值，并且两人税额总计等于该公共品的总成本。

林达尔的公共晶供应模型揭示了税收与满足公共需要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明确地提出，税收是私人经济部门为消费公共品而向公共经济部门支付的“价格”，从而将纳税和公共晶提供纳入交换关系和价格分析的框架之中，使纳税行为有了经济学的理论根据。

纳税作为国家从纳税人那里取得的社会财富，意味着纳税人收入相应地减少，因此，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纳税人的纳税遵从都是有条件的，建立合理的征纳关系，对提高征税部门的征管效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反之，不合理的征纳关系，必然会增加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抵触乃至反抗情绪，势必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困难。

建立合理的征纳关系的基础是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的对等，那么，税收价格理论对于理顺税收征纳关系、强化税收征管有什么指导意义?笔者认为，税收价格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税收过程中的三个现实问题。

1.公民为什么要纳税?税收价格论指出，在市场经济下，社会成员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以税收形式让渡给政府，使政府能够提供公共晶而服务于自身利益，就如同支付私人品价格一样，同样具有货币支付与利益获得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

税收价格论清楚地解释了人们必须纳税的原因：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纳税，而不是为政府纳税。

2.政府怎样征税?尽管税收的缴纳事关个人切身利益，但是由于存在免费搭车和囚徒困境的现象，纳税人仍然有着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与愿望，这就使政府运用权力强制征收成为必要。

因此，税法的确立，在本质上就是税收价格的确定，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品价格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税法的制定必须广泛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赋予纳税人“不赞成毋纳税”的税收民主权利，从而使政府的依法课税得以顺利进行。

3.税收目的如何实现?纳税人支付税收的目的在于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税收价格”就体现了纳税人作为购买者的根本权力。

因而作为公共晶提供方的政府“给付”行为，包括对已经取得的税收应当如何安排使用，应当提供何种公共品，或者说政府支出的具体安排，包括支出的总规模、类别项目及其数额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项公共品的数额、质量和内容等，其
最终的决定权也同样属于作为价格支付者的纳税人，即“税收价格”的支付者也同样拥有“消费者主权”。

税收价格论清楚地表明，无论征税人还是纳税人，他们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政府作为征税人拥有课税权的同时，应履行向社会提供公共晶的义务。

反过来，纳税人在尽纳税义务的同时，应拥有要求、监督政府按质按量地提供公共品的权利。

税收价格论较那种将税收孤立地看成强制、无偿的“权力关系”的观点，更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传统税收征管思路存在的缺陷
我国传统的财税理论片面地强调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忽视了税收收入的筹集与公共晶的提供之间的对等关系，忽视了纳税人与政府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但被税收的无偿的形式特征所掩盖的交换关系，体现为强调税收形式上的无偿性而忽视税收实质上的有偿性，强调税收征管的强制性而忽视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所体现出来的自愿性；对于税款的使用，也只是笼统地说“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广大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像税收价格论那样，以每个纳税人个体对公共品的需求作为出发点。

在这种传统理论的指导下，长期以来，我们遵循的征管思路过于强调政府的权力而忽视了纳税人的权利。

为了减少逃税现象，防止税收流失，我国税收理论界众口一词地强调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采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加大查处惩罚力度，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提高纳税遵从、加强税收征管的思路之一。

因为逃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不仅受税收征管水平及惩罚力度的制约，也受逃税动机强弱的制约。

而影响逃税动机强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纳税人因纳税而遭受的损失与消费公共品而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每一个纳税人都会把自己缴纳的税款与消费公共晶而得到的边际效用进行对比。

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用，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税人，自然会产生逃税的冲动，其强弱程度取决于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用的差额。

差额越大，逃税动机越强。

因此，政府只有按照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为纳税人提供合适的公共晶，尽可能缩小纳税人损失与收益之间的差额，从而弱化逃税的动机，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税收流失。

当然，由于纳税人之间的偏好存在巨大差异，而公共品又具有共同消费的特征，因而让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与所有纳税人的偏好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不能满足大多数纳税人的要求，则由此而强化纳税人逃税的动机并最终导致税收流失，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政府的行为违背了作为税收主体应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