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测谎的应用从一起案件谈测谎技术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案情]沈某与李某自2004年6月开始黄豆生意往来，由沈某送货上门，李某收货后，如有钱就给付货款，没钱则向沈某出具欠条。

下次送货仍是李某收货后有钱给付货款，没钱则将上一次欠条撕毁，根据双方新的债务，出具新的欠条。

以此类推，直至双方结束生意往来。

对此交易方式，双方没有书面协议，但成为习惯。

2005年7月24日李某向沈某出具一张16900元的欠条。

2005年8月，沈某凭此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其于2005年7月下旬给李某送去一批货，李某在结算完以前欠款后重新打了一张欠条，明确记载欠其16900元。

但事后多次催要，李某找出种种借口不予归还，要求法院判决李某给付其16900元欠款。

李某则称沈某曾经从其手上拿过两次钱，一次为5850元，一次为8800元，并且有收条。

2005年7月的欠条是在该两张收条没有找到的情况下打的，并没有折去两张收条记载的款项。

李某欠沈某的款项应该是2250元。

现两张收条已经找到。

李某还称，2005年7月沈某并没有送货，只是来结账，其不诚信。

庭审中，沈某承认曾经收过李某两笔钱，并打了收条。

收条形成时间是在欠条形成时间之前，显然两笔钱在打欠条时已经结清。

对于该两笔钱在2005年7月李某打欠条时是否结清双方各执一词。

后沈某与李某申请测谎鉴定。

鉴定结果为沈某说谎。

在庭审质证中，李某对鉴定结果无异议。

沈某对鉴定结果有异议。

但在法院限定的重新申请测谎鉴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申请。

[裁判要点]法院审理认为，心理测试，是鉴定人员根据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现代电子学和其他应用科学技术的有关原理，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测量被测试者回答问题时的心理反应，以确定被测试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判断其回答的可靠程度的鉴定形式。

测谎结论作为测试人员运用科学知识和特殊的技能分析，通过仪器记录的被测试者的生理反应所作出的判断结论，应认为其具有证据能力。

本案中，如果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不应向被告出具收条，被告也不应持有收条，因为，原告每次送货，被告要么给付货款，要么出具欠条，而原告不需向被告出具任何书面证据。

而现在本案中，出现了两张收条，只能说明原告出具两张收条时，并没有将被告向其出具的欠条同时带在身边，否则，原告同样可以要求被告在原欠条上予以改动，以确定新的债务，而不需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

同样，如果以后原告将欠条拿来结账，原告亦应该将收条撕毁，而不应让被告保留收条。

虽庭审中，原告陈述当时结账是被告称收条找不到，故没有将收条撕毁，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该解释，也不符合人的正常思维及生意经营的交易习惯，故法院对原告作的这方面解释，不予认定。

对原告在庭审中，一直强调原告向被告索要欠款的依据是欠条，且收条形成时间系在欠条形成时间之前，故该两张收条应该已经结过帐。

本院对原告的该陈述意见一样认为，如果按正常的交易，收条形成时间在欠条形成时间之前，应认定该收条已结账，但本案中，其特殊性就在于，如果双方已结清帐务，被告手中就不应该有原告的任何书面证据，理由同前所述。

现在被告手中持有原告的收条，即使该收条形成时间在欠条形成时间之前，也不能说明双方帐务结清，结合心理测试报告，法院认为，被告李某持有的收条，原告沈某并没有与其结清帐务。

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应诚实信用。

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李某给付沈某2250元。

[评析]本案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不存在争议，法律关系比较简单。

争议只存在于案件事实部分。

审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依据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据法上没有承认测谎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本案的事实认定不应当参照测谎鉴定结论依据，而只需要法官自由心证，进行逻辑推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可以以测谎鉴定结论作为事实认定依据，凭此定案。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证据不是很充分时，有了合理的逻辑推理，测谎鉴定结论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使用。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认为在测谎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领域可以具有证据能力。

二、法院测谎否决“白纸黑字”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在诉讼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审查、判断证据，增强法官内心确信，并对诉讼双方心理产生影响，有利于定纷止争。

日前，辽宁省高院判决一起30万元欠款案件，便采纳了测谎结果印证主张。

案情回放典当合同生事端2003年4月25日，营口市某粮油公司经理张某与典当公司经理刘某签订了当金400万元、利息30万元的典当合同，并约定无论粮油公司是否使用全部当金，都应支付利息30万元。

2003年4月30日，典当公司向粮油公司支付了当金40万元。

后双方因履行典当合同发生争议，粮油公司起诉典当公司，要求确认典当合同无效。

此间，刘某持张某亲笔书写的一张30万元欠据起诉张某，称2003年4月25日，张某还向自己个人借款30万元。

此款虽经多次催要，但张某一直未还，故请求法院判令张某偿还借款及利息。

张某辩称自己在双方单位签订典当合同时，应刘某的要求，为典当公司分别书写了一张400万元当金欠据和一张30万元利息欠据，写完后交给了本单位会计焦某。

2003年4月30日，焦某在典当公司支付40万元当金时，将该30万元利息欠据交给了典当公司的工作人员。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张某提供了双方单位签订的典当合同，以及焦某、杨某（张某单位另一名工作人员）的证言，并提出测谎申请，但刘某拒绝测谎。

一波三折：测谎不足以翻案营口市老边区法院一审判决张某给付刘某借款30万元及利息。

张某不服，提出上诉，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与一审同样的理由作出判决，驳回上诉。

张某不服一、二审判决，向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该院委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心理测试中心对张某进行心理测试。

张某在测谎过程中，对如下的问题（当时是签过两张欠条吗？发生30万元借款是虚假的吗？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吗）均未发现事件相关生理反应。

对此，根据记忆学原理，可以推定张某对检察院所做的陈述基本属实。

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进行再审。

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测谎不足以否定该欠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据此判决维持原判。

张某不服再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锤定音：测谎结论印证抗辩主张辽宁省高院再审认为，一方面刘某虽持有张某书写的30万元欠据，但该欠据未写明出借人，也未约定借款利息以及还款期限。

而刘某虽是专门从事典当行业的人员，但其对借款过程的陈述含糊不清，对相关事实的陈述存在虚假成分。

结合刘某自始至终不同意对自己进行测谎，足以让人对张某的说法产生合理的怀疑。

另一方面，从双方单位签订典当合同，利息数额与欠据数额相吻合的事实，再到焦某、杨某证实30万元欠据的来龙去脉，证明张某抗辩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测谎结论印证了该主张。

综上，刘某主张张某向其借款30万元的证据不足。

据此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解析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于元正律师介绍，尽管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诉讼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致相当，对证据作出确认的难度较大，此时测谎结论对帮助审查、判断证据意义重大。

测谎结论一方面帮助审查、判断证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支持和加固现有证据体系的可信度和证明力，使法官对现有证据的确实性坚信不疑。

本案经一审、二审以及二审再审，刘某均胜诉，但最终判决结果却“大翻个儿”。

法官能够感觉到测谎结论对刘某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庭审中刘某明显“底气不足”，最终接受判决时心态也比较平和三、11月8日，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应用测谎技术审结一起股东权纠纷案。

原告刘图面对“说谎显示(DI)”的测谎鉴定结论，不得不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刘图曾经是苏州城西投资公司的股东兼总经理。

2003年8月，刘图将股权转让给金逍，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移交手续。

尔后，刘图离开了城西投资公司，由金逍继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今年年初，刘图以城西投资公司未兑现其任职期间所做项目的补偿款为由起诉该公司，要求该公司一次性支付其补偿款人民币30万元。

刘图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上盖有城西投资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7日。

据刘图陈述，该承诺书系金逍装在信封里交给他的，当时只有他和金逍两个人。

显然，这份承诺书成为刘图主张30万元补偿款的关键证据。

对此，被告城西投资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金逍辩称，双方对股权转让有关事宜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和金逍均未出具过承诺书。

该承诺书系电脑打印并没有法定代表人金逍的签字，且内容明显对刘图有利。

被告认为，刘图原系城西投资公司总经理，有加盖公章的便利条件，因此有理由认为该承诺书系刘图伪造。

审理期间，被告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承诺书的形成进行测谎鉴定。

法院受理测谎申请后，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依法委托了有权机构分别对刘图和金逍关于承诺书的形成进行测谎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金逍对承诺书的形成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等问题没有特异的心理生理反应，承诺书不是金逍交给刘图的，金逍对承诺书的形成情况不知情。

而刘图关于承诺书的陈述呈现“说谎显示(DI)”即说谎。

为此，原告刘图在接到测谎报告后没几天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对被告的起诉。

本案因原告自愿撤诉而结案，但由此也引发出一些不同观点：测谎鉴定能否作为定案证据民事诉讼中应用测谎技术是一种大胆创新苏州市城区法院一位资深女法官认为，根据她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虽然目前尚没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确认心理测试结论在民事诉讼证据上的地位，但赞同测谎技术应用到诉讼中的观点有逐渐占据上风的趋势。

她说，对于证据形式，我国民诉法第63条列举了7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

测谎中的心理测试实际上是用纯机械性手段对涉案人员生理参量的测试，针对的是涉案人员心态的测试，而鉴定则是依据专业的科学技术，对案件事实作出检验鉴定结论，针对的是事实本身，两者并不相同。

可以说，心理测试结论并不在这7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请示》的批复中认为：“测谎鉴定结论可以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这位女法官认为，从以上分析看，因为测谎结论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力。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彻底否认其价值。

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各自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很难判断；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举证都不能使待证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双方都缺乏证据，或者证据之间相互严重矛盾。

法院并不能因此而拒绝裁判。

此时，法官通过测谎判断双方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对待证事实的认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测谎技术的日益成熟，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广泛应用这种技术，应当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