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音和语言塑造角色——乔榛谈配音艺术
乔榛，这位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特别为青年观众所喜爱的配音演员，1965年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毕业以来，已参加了300多部电影、电视剧的配音和导演工作，其中担任主要创作的有200多部。
每当他主持节目，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他那落落大方，富有气派的风度，面对观众交谈时的庄重神态，总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而那舒坦自如、抑扬适度，富有感情的语调，温淳、深厚、圆润的音色，更让观众耳悦情怡。
配音演员，隐在银幕和屏幕后面，仅用声音和语言塑造角色，对银幕、屏幕上的形象不仅要做到形、声吻合，而且要把角色的精神、气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外部动作，甚至表情、神态，通过自身的体验，用声音、语言体现出来。
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丰富角色的性格，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实在是难度极高。
由此可见，配音，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而乔榛竟已塑造了那么多不同的角色：《安娜·卡列尼椰》中的沃伦斯基，《海浪》中的加文上尉，《少帅传奇》中的张学良，《包公》中的包拯，《白衣少女》中的烽雄，还有寅次郎、赛蒙、曼索尔……——都深深地印在观众、听众的记忆里。
那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就是乔榛配音艺术的魅力所在。
想来，乔榛艺术实践中一定积累了许多经验，请他谈谈创作体会，是件富有兴味的事儿。
初夏的一个晚上，乔榛在家里接待了我。
正好，他这时为美国影片《第一滴血》中的主人公兰博配音。
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个远离国土，到越南进行侵略战争的美国士兵。
他在人家的土地上作了很多孽，自己也吃了很多苦，死里逃生回到美国，自以为为国家立过功，可得到优厚的待遇了，不料等待他的却是失业、歧视，还被警察当成流浪汉、逃犯追捕、殴打、射击，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他在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有口难辩、濒临于灭亡的险境中，见到了在越南作战的上级——上校。
上校是了解他的：他出生入死，得过军功，是一个好兵。
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他对现实不公平待遇的愤怒和反抗。
上校抚慰了他，他好像受委屈的孩子见了妈妈，把满腔的积怨、悲愤倾诉了出来。
乔榛为这样一个角色配音，演来声泪俱下，感人肺腑，使观众忘了银幕后面还有个受苦队员。
其形、声、情的切合，确实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乔榛说：“配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是影视艺术的一种再创造，这种创造使用的工具只是声音和语言，但必须全身心地融入角色。
要深入到人物角色，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
《第一滴血》中，这位幸存的特种兵战士，在越南吃了难以想象的苦头，被俘后受了种种非人折磨。
我想象着自己被关入地牢，人们用一桶捅的粪水浇在我身上；我被用棍子卡着脖子，反剪着双手，任人用尖刀划破胸膛；我想象：我在受刑时心中想着：美国啊，这—生都是为了你！日后我死里逃生回到美国，会被当作功臣，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孰料一下飞机，迎接我的是反战示威，人们把我当成远征别国的侵略者、刽子手。
我心中的冤屈，无处申诉、无处发泄，只好往肚子里咽。
紧接着，到一个小镇去寻访战友，又被警察当作流浪汉、逃犯，驱赶、拘留、追捕、殴打、格杀，直至用火箭轰击，手段之残忍，使我想起在越南所受的磨难。
我心里在叫喊：美国呀，你怎么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曾为你战斗、受苦的军人。
我认清了，在美国，生活历来是这样冷酷无情。
我心头燃起了愤怒和仇恨的烈火，我要斗争，要拼命。
“我和我的角色在逃避虐杀、竭力反抗中，由于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要用全部心智与之周旋、斗争，因而发出一股强大的精钟力量。
最后，我在接受上校的劝告放下武器时，由于看清了与之斗，斗不过，想逃避，逃不了的痛苦现实，精神崩溃了。
内心很痛苦，无人关心、无人了解，唯有对这位曾经赏识自己、造就自己的上校——当成唯一可亲的人尽情一吐。
这时候，我的一连串台词，把角色、也是我自己内心感受到的屈辱、悲痛、怨
恨、委屈，一泻而下。
想象，丰富的想象，把我和角色融为一体。
当时我只感到心胸积郁难平，不吐不快。
我要诅咒，我要喊：‘冤哪，伙伴们到哪儿去了？！……战场上，我可以掌握价值百万元的武器，而在这里，我连一个普通的工作也找不到！谁能理解我啊，我向谁去说啊？！……’，台词像决了堤的水，一泻无遗，冲向美国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冲向冷酷无情的现实。
“为了配好这段音，我曾经把影片中这段戏的原文台词录了下来，反复地听、反复地琢磨，去感受原片演员的情感，进行想象和练习。
有—次我在家里，看这段戏的台词，反复地说。
当说到第三遍时，忽听我那十三岁的孩子说：‘爸，你不要说了，我受不了了’，我见到孩子泪流满面，原来他被台词感动了。
这时，我也才觉察到自己面颊上湿淋淋、热呼呼的，原来我自己也是那么激动。
”
看，乔榛“陷”得多么深呀。
角色就是他，他就是角色！这就是他说的“融入角色”。
我曾听说，乔榛研究配音之术，还有一种自己独创的“三个交流对象”的见解。
乔榛介绍说：“三个对象是指银幕上的‘我’、‘她’，和我身边的‘她’(或‘他’)。
我在配音时，要同两个对象保持有机的联系，相互刺激，始终处在感情、情绪的相互感应之中。
”
我请他联系具体的影片谈谈。
乔榛举了影片《叶塞尼亚》中的一组镜头作说明：
“在小河边，青年军官奥斯瓦尔多，突然吻了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叶塞尼亚以为这个白人在玩弄她、蔑视她，抓起石头狠狠地打：他头上砸了一个口子，还把军官打晕了过去。
当我看到银幕上的‘我’慢慢睁开眼请，看到的是银幕上的‘她’关切、焦虑的光。
我感到她并没有怨恨我，我的心宽慰了，忘记了痛楚，内心对爱情的渴求又复苏了，我轻轻一笑，挑逗地说：‘你想杀死我？’我把这句话作为进攻的武器打出去了。
而这时，我身边的‘她’轻轻地说：‘是的，谁让你亲我呢？’话里没有怨恨和埋怨，语气里流露的只是对我的谅解和好感。
这种情绪上的感应，又使我接着说了一句：‘你那么讨厌我亲你?’像这样的接受——感觉——回射，不断有机地交流，才能使自己说出有血有肉的语言来。
”
我想，乔榛用声音和语言塑造了这么多不同性格的角色，那么在艺术上，塑造不同性格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乔榛谈到，要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对不同的性格，要从本质上去作不同的理解，切忌从定义出发．简单地给贴上冷酷的、热情的、贪婪的、正直的等等不同的标签。
有典型环境中的人，必然会表现出典型的性格来。
一、二年前，我曾为法、意合拍的影片《国家利益》中的男主角勒鲁瓦配过音。
影片放映后，有人说我没有从概念出发去处理人物，有深度，也有人说我把这个贩卖军火的反派演得太正了，有些台词感情太真。
“是的，一般来说，一个竭力主张把军火贩卖到第三世界去屠杀人民的军火局长，应该是个阴险、狡诈、伪善、狠毒、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但是我不习惯于这样简单化地去理解角色。
我通过认真地揣摩原影片和剧本，认为这个军火局长是一个有着较高学识和一定涵养的高级官员。
从他一系列的行为和言论看，他有执著的信念，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利益，无可指摘，因而他伤天害理地对要揭露军火贩卖案的女学者进行了劝说、利诱、威胁直至谋杀，却认为是符合道德准绳的，于心无悔。
我在为这个人物配音时，没有从外在的语调上去塑造，而是着意捕捉他的生活信念，寻找在各种情况下他台词的心理活动，从而把握住他的性格，剖示他的灵魂。
在劝说一场中，他以老同学的身份劝女学者放弃斗争，说得‘理由’十足：‘军火出口，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我们的兵工厂都改成果园，用果酱来代替坦克出口，那么法国人的冰箱、轿车、周末度假都没有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眼睛里闪着真诚的目光，脸上现出恳切的神情。
他多么希望对方也能懂得这个利害关系啊。
肤浅的、没有自己信念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女学者对此嗤之以鼻。
军火局长就改为利诱。
他坚信一定数量的金钱能够抵制她的，就象冶金一样，到了一定的温度，钢铁是会熔化的。
不料女学者并不把金钱放在眼里，一味地嘲弄他，这才激起局长的愤怒。
不过，他是有节制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只要他高兴，随时可以把反对者化为齑粉。
因而他走出门时换了一副嘲弄的态度。
这是居高临下的‘强’者对“弱’者的矜持和傲慢。
在这场戏中，军火局长勒鲁瓦和正义的女学者安杰拉的性格冲突，都是以各自的执着信念为基础的，因此真实可信，富有戏剧又具有真正的魅力。
在配音时，我没有从勒鲁瓦是正面人物这个概念出发，而是分析了他的为人本质和性格特征，剖示了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他在自己信念制约下行动，没有把他演成一个奸诈、肤浅的小人。
这部片子后来获得了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
“融入角色，注意交流，抓住性格特征，这是我肤浅的体会，我从中尝到了甜头。
今天我走上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的岗位，行政工作多了，多少会影响我的配音工作。
但我热爱配音艺术，决不放弃这个工作。
《第一滴血》和《冒险的代价》，就是我担任厂长后参加配音的两部新片。
我将继续在配音艺术之路上探索前进，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
访问乔榛出来，沿途从收音机、电视机里传出乔榛的声音。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演员，为人民所熟悉也同人民生活在一起，有多少人在这美好的夜晚听着他的声音，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孜孜以求地提高自己的配音艺术。
这又是多么地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