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人桃源情结的文化根源摘要：桃源情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阶段，那时生产力非常落后，食与住是人类最重要的物质需求，人对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显得十分突出，自然物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决定着人们居住习俗，原始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文人；桃源情结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5-02从“原始乐园”到“乐土乐国”，从“大同世界”到“世外桃源”，这些只有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存在的完美境界，体现出人类对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的无限眷恋和对未来世界里理想情境的乐观憧憬。
这两种看上去完全相反的心理趋向，实际上源自于一个情结——生活的美好与精神的自由。
一、向往自然——桃源情结形成的内驱力桃源情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阶段，那时生产力非常落后，食与住是人类最重要的物质需求，人对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显得十分突出，自然物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决定着人们居住习俗，原始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恬然自得的生活情境给人们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他们不仅向往一个宁静富足、天人和谐、延年益寿的自然环境，甚至不断地将这种生存环境的理想提升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是这种愿望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匮乏的物质资源和困苦的生存环境，这种愿望只能变成一种精神安慰，最终沉淀于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后世文人内心深处不断呼唤的一个呓语。
田园栖居的美好境界虽然带有梦幻色彩，但是这种寻梦的心态却是成了桃源意识形成的内在动因。
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天地人常合为完美的一体。
而山水是大自然的缩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人们崇尚自然，投身自然，山水自然成为人认识欣赏、投注情感的对象。
人们在自然山水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并获得了精神的慰籍和解脱。
山水是构筑桃源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观赏青山绿水产生的欣然快感，是人们不断寻找、追求宁静悠远的“桃源”境界的心理动力。
二、尊重生命——桃源情结形成的自然力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有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
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爱，因为万物与自家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文人喜爱桃源，是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和谐。
正如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
历代文人之所以将尧舜时期的社会视为乐土乐国，就在于他们法天而行，“唯天为大”（《论语泰伯篇》）。
亲近自然，与大自然同在，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这才是最大的快乐，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
这是因为自然界是本源性的，自然界山水与万物同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回到自然界，才算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历代文人对桃源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和喜爱，就是因为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体悟。
他们认识到自然中有真和美，认识到繁华短暂，自然永存，人生有限，江山长在，在这人世与自然、有限与永恒的鲜明对比之中，选择和皈依了后者。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美好而自由的家园。
“桃源”则正是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体，它是陶渊明馈赠给后人的最好的礼物。
在文人的“桃源”中可以尽情享受自由。
在桃源中，束缚文人的最大枷锁——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已经荡然无存。
他给予了主人最高贵的精神礼物——心灵的自由！现实中的桃源往往“烟涛微茫信难求”，而真正自由的天地只能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
在生活中，绝对自由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种遥远的梦想，于是，人类就转向精神世界，通过精神的象征活动来表达人对绝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和向往。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概念里，自由一方面是指人类生存活动中所获得的实际的创造力量，但更多的则是指通过精神性象征活动从想象世界中所获取的自由，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乌托邦冲动。
因此，古代文人常常通过精神性的象征活动以形而下的自然物（乐土、乐园、桃源）来象征人类对自由的渴望。
三、适应社会——桃源情结形成的外动力对现实的躲避、对痛苦现实的否定、对失意情怀的排解，以及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使桃花源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国泰民安的“理想世界”。
（一）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在幽缈的远古时代，先民们茹毛饮血，巢穴岩居。
然而，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原有蒙昧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真风告逝，世风浇薄”。
恩格斯说：“卑劣的情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第一日至今日的动力”。
这说明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裹挟着贪婪、疯狂和血腥，因而造成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与失范。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无论是儒家的“三王之世”、“大同世界”，还是老庄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无不述说着人类对和平安宁、自治自尚的理想国度的向往。
这种向往又是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人们都向往桃源境界：在乱世，人们渴望找到桃源以避世，“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宋·谢枋《庆全庵桃花》），明朝张岱也称：“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在治世，人们歌赞盛世似桃源：“况兹太平世，尧舜方在御。
干戈久已戢，老幼乐含哺，田畴毕耕耨，努力勤艺树，毋为问迷津，躬探事高举。
”（赵孟頫《题桃源图》出自《松雪齐文集》卷二）这种理想“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
”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证实了自己的力量。
歌德说过：“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
”（《歌德全集》第四十七卷）历史上的那些政治家、改革家正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可能的事情，一步一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他们心目中的“桃源”理想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尽管他们所构想的“曩古之世”或有时代远近之分，或有道德理性取舍之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圆满自足的上古社会的深情向往,对人与自然圆融无碍地合一境界的追求。
尤其是当文明社会愈来愈暴露出矛盾冲突的时候，就更是诗化这一原始情境。
作为个人与社会的理想境界的精神传统，积淀并渗透到陶渊明的思想情感结构中，构成其创作桃花源意象的丰厚思想养料。
（二）对痛苦现实的否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桃源人因避战乱而入桃花源，因憎恨魏晋之乱世，而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至少在陶渊明看来，生活在魏晋这样一个乱世是一种不幸，不知魏晋，乃是一种幸福。
作为晋朝宦族子弟，对晋有如此态度，可见陶渊明对乱世之痛恨。
但却因无法逃避晋之乱世，陶渊明乃在作品中虚拟桃花源，以此作为自己精神的家园。
“桃源”理想既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超现实的幻想，同时也是对痛苦现实的否定。
或者说，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残酷，人们才以一种幻想中的意象来抚慰心灵。
“桃源”理想寄托着农耕民族丰衣足食、风调雨顺、人杰地灵、延年益寿的愿望，这往往是对匮乏和困苦的反动，就像饥者幻觉中的盛宴，寒士梦幻中的广厦一样，困乏已极的劳动者当然也会偶尔想象哪有不耕而食的“乐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生活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桃源理想与所有的宗教一样，都在为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
桃花源社会是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寻觅的社会，是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的一种心理补偿。
陶渊明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都倾注于笔端，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渲泄和补偿。
（三）对失意情怀的排解寄情山水田园是文人士大夫消解失意情怀的具体方式。
随着文人个体生命意识不断觉醒，他们逐渐减弱了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关注自我，走进自我的内在世界。
历代文人都把桃源看作隐逸的佳地，用寄情山水田园来张扬个性，反抗强权。
尽管他们已不再象桃源中人那样有着躬耕陇亩的生活体验，但桃源的单纯和谐和人伦情调却被保留在了他们园林生活中，园林生活的欣悦和活泼清新的生机，宛如“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
现实中有着桃源怡然自乐精神特质的园林对于那些渴望林泉烟霞而又饱受现实挫折的文人来说，实是一份心灵慰藉。
文人皆以此消解心中的块垒，彰显自身精神生活的至上境界，提升主观高蹈超世的情怀。
正是因为园林神似桃源的这一特质，所以历代文人以此为其逃遁的归宿。
王维《渭川田家》中农人那闲逸简朴的生活,不啻为桃源生活的折光,使诗人欣羡不已而心向往之，不由有“悠然策篱杖,归向武陵源”之念。
李白胸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大志，希望“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司空图更是直接表白心迹“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
虽然政治风雨依然存在，但文人的主观世界早已构建了一片自足的桃源世界。
桃源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中国文人政治失意后休养所，是功成身退的避难所和保全天性的理想境地。
被尘世种种外物所困扰的文人在桃源中找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高蹈世界”，“是因为在那里——个人的自由——绝对地被允许的缘故。
”像庄子那样一开始就选择自由的人很少，更多的文人是当“高处不胜寒”时，急流勇退，渴望一方自由的空间安放自己的一身傲骨和自由宁静的心灵。
欧阳修在《偶书》中感慨为官不自由。
苏轼一生命运坎坷，多次被贬，但他在《和桃花源诗并序》中依然坚信：“桃源信不远，藜杖可小憩”。
由于不同社会、不同经历、有过不同挫折的文人学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情结的指向点和契合点，从而产生一种共鸣感，正是这种共鸣感，使得歌咏桃源的诗文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味日久而弥浓。
“世外桃源”也许是虚幻的，但它必须存在，因为它可以抚慰中国文人疲惫的心灵。
人不仅要有现实的人生还要有诗意的人生，这是生存困境中人的一种精神支柱。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关于“桃源”的构想吧。
参考文献：[1]王瑶.读陶随录[a].中古文学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5.[2]北大北师大中文系.陶渊明诗文汇评[m].北京:中华书局,1961：353.[3]北大北师大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7：34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