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及其现代解读
——《国学名著导读》论文
摘要“可欲之谓善”，善是以“仁义礼智”四德所表征的“人性”，即“可欲”的内容；国学文本中对为善之道的论述劝人向善，以至善为最终追求；性善论在当今社会有了更新的解读，在道德方面，对人格塑造的影响不容忽视，也易造成片面价值观的形成，在法治方面，性善论易于造成政治监督机制的缺失，且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善为善之道现代解读道德法治
一．何谓“善”——儒学中的“可欲之谓善”
《孟子·尽心下》中提到：“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而深入研究“可欲”一词，发现其并非解释为人的各种功利性“欲求”，观其在宋儒张的《癸巳孟子说》卷七中被论述为：“可欲者, 动之端也。
盖人具天地之性, 仁义礼智之所存, 其发见, 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 所谓可欲也。
以其渊源纯粹, 故谓之善。
”我们可知，“可欲”即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所表征的“仁义礼智”，所指即“人性”。
孟轲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善是本心，“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即孟子相信人性本善。
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仁”作为古代主流文化中至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儒家思想中“仁”的体现。
以仁为首的“仁义礼智”是人唯一直接“可欲”的内容，成为中华古代人文的主流价值方向。
孟子继而将“可欲”谓为“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四者皆为“善端”，认为人与禽兽的主要区别是对善永恒的追求，“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
圣人忧之, 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的性善论将向善之心理解为本能的“良知”、“良能”，言之：“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尽心上》：）”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为孔子“为仁”找到了人性基础，确立了孔子开辟的方向的形上学基础。
儒家善将“善”与天道本性相结合，以仁礼释善，而此后，宋明理学家以天道阴阳为善，明清启蒙思想家将善解释为“中”，着重人欲，虽然对善的解释存在差异，但终究以人我和谐作为目标与追求。
二．国学文本中的为善之道
1.止于至善
《大学》开篇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何谓“至善”？即至高的善，是明明德和亲民的两种功业的完美结合。
何谓“止”？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提到“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大意是有了前进的目标，就可以心定修身，学得圣人之道。
2.“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北大校训
“上善若水”语出《老子》，：“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兼天下之德也。
”以水喻善，“天下莫柔弱于水”，但其泽被万物且不争名利，“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厚实广博，容载万物。
这里的“善”与“德”同义，是道家中“道”的具体评价，也属于儒家中“可欲”的范畴，北京大学以此作为校训，必定也是希望其学生可以培养良好的品性，如水之淡然，如地之宽厚。
3.行善、劝善
荀子的《劝学》中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积累小的善行便拥有良好的德行，最终具备圣人之心。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太上感应篇》），“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
”（《东岳大帝宝训》）也都希望能劝人积善。
古代哲学中也认为“善养浩然之气”，对善的漫长追求也是修身的过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亦即“闻道”。
修身以齐家，尔后治国平天下，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言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推崇其政治理想——实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论述。
三．“善”的现代解读与追问
1.“善”的思想运用于当代道德研究而产生的问题。
第一、对人格塑造的影响。
一方面，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但会让人走入误区，过度自信，对自己错误定位，不注重后天修身的过程，以致误入歧途。
孟子提倡的善的论述，在性善和善的养成方式上都是臻于完美的，但同时，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有自我修养，还有道德推行，外界的传统政治等诸多阻力也不利于道德的推行，不能过于理想化的理解性善。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也认为，儒家以伦理观念非“劝善”，而“诱善”，在民众内心形成一套伦理标准，在此标准下，人们不断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但现实中，这种拘束式的文化影响了个性的塑造，而重复了共性，被家族人格吸附，造成人格的非独立性。
第二、片面化的善恶观点
现实社会中，有“善”必有相对的“恶”，如何辨别善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经出现的以“喜乐”为评判的标准明显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有人将善至恶划分为六个层次：无私利他（最高的善）、为己利他（基本的善）、单纯利己（最低的善）、纯粹害己（最低的恶）、损人利己（基本的恶）、纯粹害他（至恶）。
在人们普遍的认知里：舍己利人是“善”，善有明显的利他性。
无机心的“乐善好施”但如果对象不对，也会助长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这样究竟是纯善还是无意的恶？利他并非义务，尽了非义务也并不是都成就了善行。
同时，舍己与牺牲本身不是善的，只是在利他的大前提下才是善的，舍己利他只是对利他主义的一种夸大。
所以，将善恶纯粹视为客观品质的观点是简单、片面、形而上的。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公意为善，是架构在社会体制、道德、法律、大众认同上的价值观。
2.性善论对政治建设的影响
第一、性善论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儒家的观点表达了对人性的乐观主义态度, 相信人都是可以为善的。
但某些情况下，这些观念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吧社会主要调控机制视作仁心自觉与道德自律，忽视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所以需要社会监督机制的建设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
古代文化中人性善占据主流地位，以致中国社会长期具有德治、人治主义，缺乏社会防恶的社会监督机制。
脱离制度力量与法律约束，“善性”导致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易发生诸如官员腐败、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等问题，可见，对于人性善的盲目乐观是不可取的。
第二、法治和德治的选择性问题。
先秦法家强调法治的权威地位。
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依法治国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将到个观念归于“善”的统治，“为政以德”，“德主刑辅”，虽然孟子也提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但仍旧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成为法学领域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
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在当今社会，应该提倡德与法治相结合，强调在加强法治的前提下实行德治。
道德的本质是劝善，优秀的法律惩恶扬善，依靠法律打击罪恶能强化公民正确的道德评断，提高扬善自觉。
失去德治，完全诉诸法律，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样，只依赖道德评判，将政治完全建立在对人性善的假设与期待上，也不可能实现。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道德起预防作用，法律做约束，德治法治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治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