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虬髯客到陈家洛--------试论中国的侠义精神刘中奎在中国小说史上，唐传奇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其题材众多，不仅有灵异鬼怪，还有世俗社会的人生百态，人物描写也包罗了社会各个阶层。

唐代小说有一突出的亮点就是描绘了各种各样的行侠人生，塑造了多姿多彩的任侠形象，谢小娥、红线、聂隐娘、昆仑奴……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侠义精神的影子，或快意恩仇，或扶危济困，或除暴安良……但真正能体现侠义精神高层境界的应属虬髯客这一豪侠形象。

《虬髯客传》应写于唐末，内容写李靖于隋末在长安渴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妓红拂所倾慕，红拂慧眼识英雄，与李靖私奔，途中结识豪侠虬髯客，结伴同行至太原见到了李世民。

虬髯客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是未来天下贤主，于是把财资、兵法传给李靖，让他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而自己远赴海外，另开辟一片天地。

小说借虬髯客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

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

”虬髯客这样一位立志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豪客，当遇到比自己更适合治理天下的人物时，真心折服，毅然退出，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天下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

虬髯客的让贤之举，使其豪侠形象具有了特殊意义。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概念可见于韩非子的《五蠢》，“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又说“群侠以私剑养”。

看来侠是一个有武艺、重名节、搞暗杀的群体。

又《庄子·盗断》说:“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这里“侠”就作为动词作，读作“胁”，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状，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蓄养勇士为其所用。

蓄养的目的也较明显，是加强力量，壮大声势。

这时候的“侠”以个人私利或个人恩仇为其行为的指向，大多为好勇斗狠之辈，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以至于家国观念、是非道义在他们身上并无明确体现，侠与盗、匪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

可见，侠起源之初，群体素质良芬不齐，宗旨模糊，并无多少道义原则。

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干，侠不断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不仅具有了义的品质，同时还显现了儒侠同流的趋势。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出了两类先秦之侠，一种是卿相之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籍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一种是布衣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这两类“侠”都有明确的行为指向，要么“招天下贤者”，图王霸业;要么遵守信诺，扶危济困。

可见，他已开始关注侠的人格意气及侠在现实中的社会功能。

司马迁之后，汉代另一史学家班固则以“匹夫”来称呼行侠者，从反面评价侠的行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是一种越礼犯禁、自掌正义的姿态。

《史记》、《汉书》为游侠立传，无论是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或者是自掌正义的匹夫，褒贬不一，可以看出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带着的不仅有侠气，还有不同层次的义气，只是与儒家的“正义”却还相去甚远。

六朝志人志怪小说中也有记载侠客的篇章，但零星散记，不成系统。

在汉魏隋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侠义精神以其另类的姿态偏隅文坛的一角，“侠”的行为有正有偏，“义”的体现也或明或暗，虽有独特之处，但却缺乏能左右时局、震撼文坛的一种力量。

到了中唐时期，在宰执重臣李德裕的《李卫公外集》里的《豪侠论》里，侠已经被“节义”化了，“夫侠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把“义”与“侠”结合在一起，义是侠在现实生活中的信条，也是幻想层次中侠的追求。

儒与侠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有了明显的统一。

可见，侠义精神经过历史的积淀已具备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所缺乏的不过是提升它的境界而已。

有了目标，一时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素材来诊释，来宣扬。

所以，《虬髯客传》的产生正适应这一时代的到来。

在唐传奇诸多的侠义形象里，虬髯客这一形象能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事实上，他具备了儒侠精神:“仁”“义”“礼”“智”“信”。

唐代后期，中央政权形同虚设，无力节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现象。

各地方势力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效仿春秋战国的养士风气，蓄养刺客来震慑对方。

文学作品将这一社会现实真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与《虬髯客传》相类似的反映唐末动乱情形的小说有很多，诸如《红线传》、《聂隐娘》等，里面的豪侠形象也是侠义忠肠，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她们还是不免掉人俗套，要么是为了报恩，赎前世的罪，要么就是沦为军阀豢养的死士，所行的侠义之事大多还是自发状态，缺乏自觉意识，停留在“义”的低层。

而虬髯客的侠义精神境界却高出他们许多。

首先，虬髯客的人身是自由的，不会因金钱而受制于人，他的财力富可敌国，但却能重义疏财，将财物全部送给李靖，李靖有了他的馈赠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辅佐李世民匡扶天下，成为一代名臣。

而虬髯客自己却飘然远去，谋海外之大业，临行前，对李靖殷殷叮嘱:“……太原李氏，真英主也。

三五年内，即当太平。

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从政治关系上来说，虬髯客与李世民是一对敌人，但虬髯客却能舍弃自己的私心，而换来一个清平的世界，这种“明君”、“贤臣”、“清平世界”的理想与儒家精神是互通的。

其次，虬髯客守“礼”。

文中先写他看红拂梳头，如痴如醉，似乎有些忘形了，可是他却没有用手段去夺取喜欢的人，而是将红拂认作自己的义妹，并对她和李靖百般照顾，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传统儒家“食色”观的精炼表述。

再次是“智”，文中描述虬髯客有“龙虎之状”，也即天子之气，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至于“信”，从全文的情节来看，虬髯客认妹，邀约吃负心人的心肝，观棋，馈赠，远赴海外，成事，不虚伪，不造作，是一个能守信用的人。

当然，能传神描绘出其儒侠精神高层境界的莫过于“让”这一举措。

虬髯客有志于在乱世建功立业，这与儒家主张积极人世的思想是相通的，生当乱世，如果能匡扶天下，不但能救民于水火，而且能一展平生抱负，实现个人理想。

虽然，虬髯客最终为李世民的天子气所折服，退出逐鹿中原的舞台，但是试想让他与李世民来争夺天下，两人的能耐不过是毫厘之差，到底鹿死谁手就不可知了，而中原战乱频生、生灵涂炭却不可避免。

章太炎在《检论·儒侠》中说，“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科?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扦国之大患者乎?”虬髯客放弃了可能成为涣涣大国之主的机会，避免了一场战祸，给国家消弥了一次重患。

这种“能舍”正是儒家核心精神“大仁”“大义”之所在，这也使他的形象迥别于同时代的其它豪侠，体现了“儒”与“侠”在精神高层境界上的统一。

《虬髯客传》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唐传奇中独树一帜，同时，它所凸显的侠义内涵也成为中国侠义精神的一道分水岭，为儒侠精神在高层境界上的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1] 韩云波. 侠文化的积淀与传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2] 韩非. 韩非·五蠹(诸子集成·卷五)[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350, 344.[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97.[4] 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二十五史·卷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5 班固. 汉书·游侠传(二十五史·百衲本)[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乱法非以文，空留千古恨”----------儒侠之陈家洛《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初试武侠之作，部分代表了金庸创作初期的手法和思想局限。

主人公陈家洛乃乾隆皇帝之弟，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首领。

在知识结构上陈家洛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外貌上，他一身文士装扮，为人处世也温柔敦厚，颇有儒家风范，直是翩翩一介浊世佳公子。

儒家历来重视夷夏之辨，认为中原汉族才是正宗。

陈家洛试图以兄弟之情劝说乾隆恢复汉人衣冠，以为只要乾隆一人支持便足以反夷为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以致最后反清复明的计划失败，情人香香公主也死去了。

在分析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陈家洛是一个优秀的儒者，但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结局也只有退隐山林，空留余恨。

他身上既有儒家的悲天悯人，也有儒的迁腐。

将希望寄托于政变，而不是武力斗争，既显示了陈家洛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也显示了儒侠的无力。

陈家洛在香香公主墓前所作的词可以代表他的忧国忧民:“浩浩愁，茫茫劫”，但因为他的失败，结局也只能是“短歌终，明月缺”而己。

儒家主张从提高自身修养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这在纷乱的时代中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也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这既与当时的反清形势有关，也因为儒家传统思想本身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

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儒家历来强调“夷夏之辨’，，以夏为尊，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武侠小说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甚至连新派武侠代表作家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也还带有一些这种思想的痕迹。

但随着创作过程的深入，金庸也日渐以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为主。

在这部作品中，金庸的大汉主义思想还有所表现，与他后期《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所表达的宽容的民族政策有所区别。

但显然他自己对此也已有所怀疑，因此安排作品中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的目标并未实现。

而在《鹿鼎记》中，同是反清复明组织的天地会则成了他所直接怀疑甚至否定的对象。

反清复明，是团结众多江湖人物的终极目标，然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借康熙之口，说出了他的意见:清朝经过几代的休养生息，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而明末的中国，在腐朽的明王朝统治之下，清官被害，奸臣当道，百姓民不聊生。

甚至反清复明的组织内部也一直为成功后到底该拥立哪个为皇帝争论不休，这样的组织，能给天下万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吗?金庸后期逐渐清晰地认为，只要能把天下治理的好，则不论满汉，就是好皇帝。

群雄如若揭竿而起，天下再度陷入大乱，受苦的仍是百姓。

儒家是中国几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体系，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一个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反思的体系。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儒侠随处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不如陈家洛外表儒雅，但他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与儒家爱民的思想是一脉相连的。

相比陈家洛的犹豫优柔，郭靖更具有儒侠为拯救天下万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之气。

郭靖力保襄阳数十年，一座城池，竟抵挡了蒙古大军数轮猛烈的攻击。

小说是作家在历史基础上的再创作，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探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郭靖这个人，不仅无味而且迁腐至极。

但具有郭靖气质的好男儿，则华夏大地上古来便不少见。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这样评价成吉思汗:“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