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社会・“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张倩红 宋静静内容提要 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激活了以色列社会多种变化的因子。
战后安全形势的改变、国民自豪感的形成以及社会融合步伐的加快,无疑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但是,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的膨胀、宗教势力的强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也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六日战争”充分证明了现代战争的多重性功能与多元化后果,也为研究战争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关键词 “六日战争” 以色列社会 影响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淹没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人们在关注国家灾难与民族创伤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战争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互动性。
克劳塞维茨指出:“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
”①马克思也称:“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
”②在对“战争万恶论”与“战争万能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经典作家们充分肯定了战争功能的客观性、双重性和复杂性。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东历史,如果仅把战争的破坏力看做一种短暂的、表层的现象,而从更长远、更深层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不难得出另一种结论:战争不仅仅是用军事语言表达了民族国家的政治需求,而且是“历史季节的标志”,它和人类文化交往、社会演进、国民性格形成以及族群心理变化如影随形。
“六日战争”③作为现代中东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战争,国外学者就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影响以及大国因素等有过很多著述④;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相关①②③④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
指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因历经六天,故称“六日战争”,也因其爆发于6月5日,又名“六五战争”。
国外学者的主要著述有:伊莎贝拉・基诺里:《超越迪莫纳的狐蝠:六日战争中的苏联核赌博》(Isabella Ginor,Foxbats over D i m ona:the SovietsπN uclear Gam ble in the S ix2D ay W ar),纽黑文2007年版;奈杰尔・阿什顿:《1967—1973年间的中东冷战:地区冲突与超级大国》(N igel J1A sht on,The Cold W ar in theM iddle East: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Superpo w ers,1967-1973),伦敦2007年版;摩西・西蒙:《1957—1967年间的阿拉伯政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六日战争:阿拉伯战略学形成和纳赛尔走向战争》(Moshe She mesh,A rab Politics,Palestinian N ationalis m and the S ix-D ay W ar:the C rystallization of A rab S trategy and N asirπs D escent to W ar,1957-1967),布赖顿2008年版。
“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文章①,但总体看来,关于“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挖掘还不够。
本文以“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民心理、精神潮流以及族群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为研究视角,探讨战争与社会演进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粉饰战争的残暴性,更非否认“大以色列主义”的侵略性,而旨在说明现代战争的多重性社会功能与多元化后果。
一、领土变更与国民安全感的形成由于巴勒斯坦②地区特殊的历史,以色列建国前这里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国家实体,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一直是阿以冲突的焦点。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掀起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但定居下来的移民人数很有限,到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人口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0%左右。
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犹太移民迅速增长,20年代末达到1517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717%。
1939年底,犹太人口增加到4715万,约占当地总人口的30%③。
犹太移民数量的剧增和在此地建立民族家园的举动引起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恐慌与不安,阿犹武装冲突频繁,巴勒斯坦局势失控,委任统治宣告失败,英国于1947年2月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成立独立的阿拉伯国与犹太国,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由联合国管理。
阿拉伯国领土包括西加利利、除耶路撒冷外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从阿什杜德(A shdod)到埃及西奈边界的加沙沿海平原,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0%。
犹太国领土包括东加利利、从阿卡(Acre)南部到现在阿什杜德港口南部之间宽约7公里的沿海平原、除加沙沿海平原和西北部分地区外的整个内格夫地区,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60%④。
犹太人把分治决议看做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1948年5月14日英国宣布结束委任统治的当天,迅速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国建立,然而对分治决议极度愤怒的阿拉伯世界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
在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国土地,其陆上总控制面积达到20,255平方公里⑤。
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虽然没有造成领土变更,但52①②③④⑤中国学者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张熠:《从第三次中东战争看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5期;吴颖:《“六日战争”后以色列耶路撒冷统治政策研究(1967—1992)》,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冯帅鹏:《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地缘政治学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高领:《“六日战争”的反思与启迪》,《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第1期;徐硕:《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与第三次中东战争(1961—1969)》,《财经界(下旬刊)》2008年第2期。
巴勒斯坦(Palestine)古称迦南地(Canaan),犹太人曾在此建立希伯来王国。
今“巴勒斯坦”这个名字起源于希伯来语“Peleshet”。
“Phleshet”是希伯来人对当时迦南地另一民族“腓力斯丁”(又称非利士)的称呼,意为“外来者”。
在希腊文献中,希罗多德(Her odotus)称“巴勒斯坦”为“腓力斯齐亚”(the Philistine Syria),“the Philistine Syria”后被缩短转写为“Palaistinei”。
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 o)也认为“Palaistinei”就是《圣经》中提到的迦南。
后来罗马人根据希腊语将此地名字转写成拉丁语的“Philistin”和“Palestin”,英语为“Philistine”和“Palestine”,汉语分别译为“腓力斯丁”、“巴勒斯坦”。
伊斯兰教兴起后,许多阿拉伯人定居此地,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他们用“Filastin”来称呼此地。
但犹太人一直称巴勒斯坦地区为“Erets Yisrael”,意为“以色列地”,在英文中通常用“the Land of Israel”作对应表述。
参见《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2 daica)第13卷,耶路撒冷1971年版,“Palestine”词条,第29页。
莱斯利・斯坦因:《梦想实现:现代以色列的崛起》(Leslie Stein,The Hope Fulfilled:The R ise of M odern Israel),伦敦2003年版,第197页。
《犹太百科全书》第13卷,第38页。
《犹太百科全书》第9卷,第569页。
世 界 历 史2009年第1期却加剧了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国的冲突与矛盾。
“六日战争”前,阿拉伯世界仍然宣称要将犹太人赶进地中海,并不断引进苏联的军事武器。
同时,战前以色列国的土地也缺乏地缘安全①,这表现在北部地区的叙以冲突不断,叙利亚不断炮击叙以边界的以色列定居点;中部地区,约旦炮兵仍然威胁着以色列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带;南部的埃及空军在西奈半岛虎视眈眈,并宣称6分钟之内就可以轰炸特拉维夫;而耶路撒冷仍被约旦、以色列分割②;巴勒斯坦游击队也在叙利亚的支持下不断越境袭击以色列定居点。
安全感的长期缺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出现倒移民现象,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悄悄移民到美国等发达国家③。
这种现象震撼了以色列领导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把以色列建设成为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改变不利的地缘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于1967年6月5日发动针对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军事进攻,到6月11日战争结束时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的空军力量,并夺得68,589平方公里的阿拉伯领土。
其中戈兰高地1150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5878平方公里、加沙地带363平方公里、西奈半岛61,198平方公里,以色列总控制面积达到89,359平方公里④,是原有国土面积的4倍。
领土扩张使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南边,以色列军队驻守苏伊士运河西岸,离开罗不足110公里,西奈沙漠成为以埃之间的一个缓冲带;在东面,以色列控制区离阿曼不足49公里,消除了约旦对以色列沿海平原和耶路撒冷的威胁;在北面,以色列控制了戈兰高地的制高点,离大马士革不足60公里,并在高地上建立战略预警设施和监视系统,大马士革以西的地区几乎全都处在以色列军队的监控之下。
战前叙利亚对以色列北加利利地区的威胁被战后以色列炮兵和装甲部队对大马士革的威胁所代替⑤。
安全度的提升使以色列倒移民现象消失,战前许多移居国外的以色列人返回国内定居,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高潮。
1968—1973年间以色列社会共接纳了25万犹太移民,其中来自于苏联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一半还多⑥。
为了进一步巩固安全局势,以色列政府在新占领土上建立了大批具有战略价值的定居点。
截至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建立了16个定居点⑦;在约旦河裂谷地区建立了21个定居点⑧;在拉法(Rafiah)地区建立了12个定居点⑨;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了16个定居点 λυ。
这些定居点不仅可以监视周围地区的形势变化,收集战略情报,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可以在战争中有效地延缓敌军的进攻步伐,为以色列军队的反击赢得宝贵的时间。
总之,国土变更既使以色列国有了战略回旋余地,又为公众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屏障,国民集体62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根据分治决议,犹太国整体呈一倒置的烙铁状,三部分领土交界处仅靠点相连接,有被计划中的阿拉伯国拦腰截断的危险。
虽然经过第一次中东战争情况有所好转,但以色列国土仍然缺乏战略纵深,这种领土分布状况使一些犹太人深感忧虑。
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