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1期2013年1月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VOL .39NO .1Jan .2013收稿日期：2012－06－21作者简介：左克厚(1963－)，男，安徽枞阳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论老子身体欲望思想左克厚(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1)摘要：老子与孔孟一样都严格区分欲望与过度欲望，并反对过度欲望，但二者反对的方式不一样。

孔孟在过度欲望之外建立一种价值，抑制过度欲望;老子则在欲望的内部发现反对过度欲望的基因，过度欲望会最终毁灭欲望。

关键词：老子;欲望;过度欲望中图分类号：B22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227（2013）01－0117－04身体是欲望的存在。

《韩非子·解老》说：“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身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需要衣服，需要食物，需要外部各种物质供给。

因而，对外物的欲望是生命活动的本能，也是生命得以存在延续的条件。

简言之，欲望就是生命，欲望是合理的。

人的欲望不同于动物的欲望，动物受身体直接驱动，满足当下（现在）的欲望，人则为未来的欲望而操心，关心欲望的持续性。

人希望获得越来越多物质财富，不是为了此时此刻的生命享受，而是为了获得生命的安全感。

应当承认，对生命安全感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它甚至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并最终形成人类文化。

但欲望其实是有二重性的，它一方面是人类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人沦为财富的奴隶，人因为追求财富而获得尊严，又因过度追求财富而失去尊严。

如何对待自己的欲望，如何对待利益的诱惑，成为人类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而严肃的课题。

其核心在于：在合理、自然的欲望与过度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划出一道界限。

但是，在合理欲望和过度欲望之间找出分界线，实在是不容易。

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普遍认可的客观标准。

如果有这个客观标准，问题显得过于简单；如果没有这个客观标准，问题又显得太复杂。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选择一种灵活而不失原则的表述方式：欲望的客观标准是存在的，但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这个客观标准，因为这个客观标准本身是复杂多变的。

标准的复杂多变为思想家驰骋思想留下了无限的空间，思想家们深刻体会到了欲望的痛苦与两难，我们不能没有欲望，又不能过度欲望。

因为如果没有欲望，身体不复存在；如果过度欲望身体又无法承受。

如果不能实现欲望，身体就感到痛苦；如果欲望完全实现了，心灵又觉得空虚。

在欲望的两难与痛苦中，主流思想家们几乎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抑制身体的欲望。

抑制身体的欲望既着眼于人的幸福，也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有意无意地追求过度欲望的现实，以期通过哲学、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构成与现实的对抗态势，使人在过度欲望的压力下得以超越欲望。

尽管主流思想家们形成了压抑过度欲望的共识，但他们的思想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儒道两家即是如此。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的思想策略是，先从价值伦理上褒扬“君子”，贬低“小人”，将“义”与“利”对应于“君子”“小人”，以期让人们获得价值伦理的内心自觉，主动做“君子”，放弃做“小人”，并最终肯定“义”，否定“利”。

当然“义”与“利”、“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君子”与“小人”，也是有共同点的，“君子”也需要“利”，“小人”求“利”而不思“义”也是得不到“利”的。

孔子激赏颜回德行的生活方式，所谓“一瓢饮，一箪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可见，颜回的贤人生活711第39卷左克厚:论老子身体欲望思想中，也少不了“一箪食，一瓢饮”这些简单的生活需要。

应当说，孔子的“义”“利”思想产生于师生生活的一种艰难处境，以一种励志的面目出现的，这使他的“义”“利”思想具有一种强烈伦理色彩的根源。

《孟子》开篇就有一段关于“义”“利”的经典论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言“何必曰利”是直接回答梁惠王的提问，脱离此语境得出孟子反对言利的结论是偏面的，孟子只是反对“先利而后义”，而且反对“先利而后义”是针对侯王而言的。

在孟子看来，侯王个人的利益已完全得到满足。

孟子反问齐宣王“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孟子似乎并不反对时王个人的物质享受。

孟子反对时王的所谓“大欲”即“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大欲”是过度欲望，过度欲望必然引起大国相互征战，祸国殃民。

事实上，孟子很敏锐看到“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五庙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可以看出，对百姓而言，孟子恰恰主张“先利而后义”，只有先解决百姓的温饱，然后才能向他们推行仁义。

尽管孟子的结论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但孟子的思想并不为时王所接受，原因有二：一是时代环境使然，这是一个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实力时代，富国强兵，以图自保，是当务之急，“仁义”的远水解不了危机的近渴，这使得孟子思想迂阔而不切实际。

二是孟子坚持的民本思想深刻刺激伤害了时王的感情。

“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处境，使时王本能地拒绝孟子的游说。

在这里，孟子越是雄辩，说服的效果就会越差，他一开始就站在时王的对立面，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与孔孟一样，老子也不反对人的正常欲望。

在老子虚构的理想国里，既有“什伯人之器”，也有“舟舆”，还有“甲兵”，这些与世俗社会没有大的差别，区别在于理想国中的人们不去使用它们，或者说尽量不去使用它们，理想国的人们深谙大道，甘愿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所以，老子的理想国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制度设计，如果人们果真能以制度来设计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未必是理想的了。

理想生活恰恰在于我们能在过度欲望的社会中，超越过度欲望，过正常欲望的生活即简单的生活。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简单生活中，简单生活就是我们不得不过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积极追求的生活方式了。

冯友兰对此有精彩论述，他认为理想国“并不是一个原始的社会，用老子的表达方式，应该说是知其文明，守其素朴。

《老子》认为，对于一般所谓文明，它的理想社会不是为之而不能，而是能之而不为。

有人可以说，照这样理解，《老子》第八十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

是的，是一种人的精神境界。

《老子》所要求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

”［1］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度欲望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常欲望反而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的。

《老子》中有许多“欲”字。

如“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化而欲作”、“无知无欲”、“不见可欲”、“我无欲”、“罪莫大于欲得”等。

这些“欲”字多作贪欲解，“欲”字前加一否定性词，便是“不欲”、“寡欲”、“欲不欲”。

但“不欲”、“寡欲”、“欲不欲”表达的是不要贪欲，不要过度欲望，正常欲望则是不可少的。

“焦竑《老子翼》引王元泽注：‘不欲之欲，非无欲也，欲在于不欲耳。

故不贵难得之货而已。

圣人所谓无为无执者，故未至于释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且民饱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

’”［2］老子不反对正常欲望，不但不反对还倡导人的正常欲望，老子坚决反对的是过度欲望。

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九章）很显然，老子所列诸种生活现象都是过度欲望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中，人们都本能地追求过度欲望，但真正能够实现过度欲望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功成名就、地位显赫的侯王才有能力体会什么是过度欲望。

老子反对过度欲望，就是把矛头直指侯王。

如：“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

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811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生生之厚也，是以轻死。

”（75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

”（53章）陆希声对此章有详细评述：“观朝阙甚修除，墙宇甚雕峻，则知其君为土木之功，多嬉游之娱矣。

观田野甚荒芜，则知其君好力役，夺民时矣。

观仓廪甚空虚，则知其君好未末作，废本业矣。

观衣服多文采，则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

观佩带皆利剑，则知其君好武勇，生国患矣。

观饮食常餍饫，则知其君好醉饱，忘民事矣。

观资货常有余，则知其君好聚敛，困民财矣。

”［3］老子与孔孟一样反对过度欲望，但他们反对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性格温和，且有强烈的尊君思想，“君命召，不俟驾而往。

”这决定了孔子不可能当面指责国君的过度欲望，尽管他对过度欲望有所觉察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他说：“礼，与其奢也，宁简”。

但孔子绝大多数时候都与弟子相处，《论语》作为孔子师生对话录，主要记录孔子对弟子的教诲，求学中的弟子大多贫穷，孔子对弟子的教诲自然会包含有贫穷中的道德操守，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

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度欲望的生活中，他们不认为过度欲望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话题，只能停留在道德说教的层面。

孟子则有机会直接面对君王，但他“说大人则藐之”、“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或说浩然之气使他一开始就处于君王的对立面。

这种对立的关系，使他无法与君王达到真正的沟通，最终使他的雄辩蜕变成自言自语。

孟子的游说是政治层面的，他试图通过他的游说起到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他不明白政治是务实的，利益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孟子的游说策略正如他批评梁惠王那样是“缘木求鱼”。

孔孟对过度欲望采取反对的思想方式虽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从过度欲望的外部确立一种价值，将其置于过度欲望之上，抑制约束过度欲望的产生。

这种反对方式的缺点在于，他们看起来是在对话，实际上却是各自在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