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思想的初步解析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是中国基本的治国方略。
中国长期以来在是一个“人治”的国度，突破人治的藩篱，缔造法治重于人治、高于权力的政治基础和氛围，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结构和重塑过程。
本文分别从政治学的角度，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历史的逻辑，对法治的基本要素进行解析。
起源：理性意识的需求和对人性缺陷的承认黑格尔曾经概括过历史上的一个常规现象：即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民族作为世界精神的承担者，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该阶段的世界精神的体现。
将目光定位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城邦时代。
学界普遍认为：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在那里，形成了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城邦，出现了许多此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未曾有过的政治现象。
理性的政治思考、独特的政治生活，以至于有限的民主与法治，都足以使这个时代具有代表西方政治文明源头的资格。
我们知道，法治的定义尚是有争论的。
严格地说来，古希腊的法治与人们当今所认为的法治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但是，作为法治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理论起源，古希腊的法治思想具有先驱的意义，开创了人类对法治进行思考的时代。
古希腊的法治思想是朴素的，从表面上看，跟轰轰烈烈的城邦政治生活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被哲学思辩和民主思考的光辉所湮没。
但不论是从灿若群星的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中，还是从巧舌如簧的古希腊智者的论述里，以至于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集大成者的理论体系中，至始至终都存在着对法治思考的痕迹。
理想是这些思考的继承者，当他们在对城邦的、权力架构、治理模式城邦本质等诸多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都或多或少地认为法治是有价值的。
赫拉克立特认为，内外体现理智，城邦用武装起来就像用理智武装起来，公民服从就是服从理智。
他说：“如果想要理智地说话，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有座城市用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要武装得更坚固些。
”2 理性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事物的理性态度。
乔治·萨拜因曾说：“哲学——科学思考方式是在古希腊人中开始的。
”3在古希腊，公民可以通过和民主制度将政治全力进行规范和限制，实现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法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性的传承中不断得到阐发。
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对“法”的认识的改变来看到理性认识对法治的需求，看到用法治来遏制人性缺陷的必然命题。
从《理想国》到篇，最终形成了法治的原始形态，现实和理智最终战胜了空想。
柏拉图对法治认识的态度，可以认为是法治想由产生到繁荣的整个发展里程的缩影，同时也影响到了后世对法治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更是系统地论述了法治思想，他在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篇》之后，发展了柏拉图关于法治的学说。
他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获得了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
”有了良好的，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人民一律服从，就能实现法治。
亚里士多德同时还详尽地阐述了法治的优越性。
他指出，是多数人指定的体现了多数人的智慧，而一般说来，多数人日比少数人或一个人更高明，多数人也不易腐败，同样是人类的智慧，只是这种智慧超越了人类的感情，是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是屏弃常人的偏私，“情欲”或“兽欲”的“神诋和理智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民们都应该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不应该被看做是（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毋宁是拯救。
”基于上面的考虑，亚里士多德宣称，谁让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但谁要是“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谁就是在政治中混进了兽性的因素。
”内涵：自由与平等并举，与人权相承起源之初并不是以维护自由和平等为直接准则的，而且那个时候与人权的观念也未产生。
初期的法治基于这样一个意图：通过限制人的自由和塑造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进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的意义慢慢随之变化，限制人的自由实质上转变为从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到保护大多数人的自由，而社会的不平等由最初的由所维护到后来被所打破，人们通过来确定在精神上而后行为上是平等和自由的。
西方研究法治的思想家几乎有一个共识，把“至上”作为法治最基本的内涵。
这一认定是比较合理的，不应该被否认。
但笔者认为这种认定过于笼统，不能明晰地代表法治思想的全部。
我国着名法学家李力这样认定法治的内涵：“法治是区别于人治的一种良好的秩序，是民主与法制想结合的一种系统管理模式，也可以说，法治是一种观念或精神，要求至上。
法治也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制衡原则的得以实施。
”这种说法无疑很精彩，但更多的是揭示法治这一概念而非点明法治的内涵，似乎与法治的真正内涵稍有偏颇。
基于这种思考背景，笔者把法治的内涵归结为：自由与平等并举，与人权相承。
诚如哈耶克所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法治，其核心是承认自由的至高无上的价值。
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指的是他人的专断的强制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自由不仅是一个好的价值观，而且是一个“不能为了其他特殊利益而牺牲的最高准则”，其他价值不是与自由并列的，而是自由的结果，自由不能脱离而独立存在，只能存在于之中，没有也就无所谓自由。
人们每每发起为自由而战的号召时，实际上也是对法治的一种召唤。
自由是抽象的，法治都是现实的，自由的抽象寓于法治的现实中，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价值。
对自由的希求作为法治的内涵之一，无意符合人性的本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治对自由的追求并不以为着自由的绝对化，有绝对的自由，就有绝对的不自由，其实是人们让度一部分自由给社会的一种契约，法治必须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保证大部分人的自由。
“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极力反对边沁的一句名言：“每一条都是对自由的侵害。
”斯宾塞也曾提出过“同等自由法则”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运用他各种技能的最充分的自由，只要与所有其他人的同样自由不发生矛盾。
”这个原则同样地解决了相对自由与绝对自由的悖论。
对平等思想的思考应当是从斯多葛派正式开始的，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诉诸于自然的权威，注重内心的生活，把人的精神特征置于首位，他们从精神的角度出发发现人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然”，斯多葛派思想家甚至将平等原则使用于奴隶。
塞涅卡甚至指出：“奴隶只涉及人的肉体，而人的精神不可能成为外部力量奴役的对象。
”16很明显斯多葛派的思想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而且对平等的理解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思想间接地表明了人类心理发展的一个定律：从奴隶社会开始，各种阶级的人对平等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人天生就是对平等生活的追求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奴隶，平等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之一。
历史在跨越了两千年之后，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将对平等的思考发挥到极限，他的批评最为彻底，他以激烈的语言否认国王与贵族的特权地位，主张消灭私有制，透彻地批判了天主教神权——几乎向所有不平等的根源下了战书。
卢梭把所有的不平等都归结到财富上去，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论断雄辩地证明了不平等的必将灭亡。
当论述到卢梭这里时，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悖论：卢梭在竭力批判不平等时，又希望不平等的受益者来制订出维护平等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笔者又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出法治，要解决卢梭的困惑，只有法治手段，由大多数人来制订出维护平等的，并加以有力的贯彻和实施，才能对平等产生有效的保护。
作为一种具有公信力的事物并且得到人们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治要想不断地完善自身，不得不以平等作为追求。
一般认为，概念最初形成于罗马法，为什么如此青睐呢？罗纳德·德沃金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政府不给予获得尊重的，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的尊重。
如果政府忽视同野蛮的命令的区别，就不能重建人们对的尊重。
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它就不能认真地对待。
”把对的尊重，认为是对的尊重。
德沃金把的重要性放到与同等的位置，并认为：宪法、和实施的机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一个观念。
由此可见，是的核心向度，对的保护和追求是法治的主要内容。
由到人权，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7、18实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
这种理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们享受着普遍的自然。
洛克指出：“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私人财物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后世许多人权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人权同法治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学者米尔思的：“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18的论述颇为精妙。
米尔思指出，政府和人民都要服从法治，对政府来讲，尊重人权就是服从法治；对人民来奖，尊重人权也是要服从法治。
人权来源于、习惯和道德规范，而人权又是、习惯和道德规范的特定社会里的成员，那么，一个人之享有热那眼，就不能仅凭他作为一般人的资格，而且要凭借他作为某个社会成员的资格。
米尔思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将法治和人权结合了起来，主张以法治为手段，实现、保障人权。
以上就自由、平等、、人权这四个基本概念同法治的内在联系一一作出探讨。
这四个概念共同构成了法治的内涵，那么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一种关联？笔者认为不妨将她们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由低到高，由原始需求到理性需求这样一个递进过程。
自由是人们最原始的一个愿望，“不自由，毋宁死”，西方人将自由看到比生命更重要。
人们有了自由生活，自由选择的之后，才能去创造平等于他人的生活。
没有自由的奴隶，显然不可能与奴隶主相平等——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行为上。
同样地进行分析，没有自由与平等，也就无所谓。
自由与平等是人们最基本的价值所在，是享受其他的基础。
有了自由和平等并不一定意味着掌握了所有的，但没有自由与平等，便不能真正享有任何。
对于人权这个概念，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它看做是的一部分，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人权不应该简单地从表面上归属于，因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讲，人权的价值都要比高级得多。
人权几乎可以当作人们对自我利益的最高呼声，是关于人们人性需求的终极表达。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罗马法将这一概念纳入体系时，是法治内涵的一次突破性阐发，而当法治发展到对人权加以保障时，应当是实现了其最本质的进化和嬗变，由自由而平等，由而人权这一链条完全了关键的一环，法治的内涵“自由与平等并举，与人权相承”最终得以完全。
逻辑：从性恶论到三权分立的演变法治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实属贸然，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法治的逻辑，给法治不同的逻辑标准，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演绎原则，对法治的逻辑的理解就有可能截然不同。
譬如，若以人的基本道德需求作为起点，便会得出法治是以维护和追求道德价值为依归的道德逻辑。
笔者倾向于从性恶论出发，把法治的整个发展过程归结为对人性缺陷的不断防范和弥补的过程，把法治的逻辑归结为：起点——人性本恶，“人治”有天生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