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名胜古迹之六海源阁沈雁冰为海源阁题词海源阁位于聊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东首路北杨氏宅院内，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
杨以增画像海源阁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杨以增所建，总计藏书二十余万卷。
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
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
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
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眉上悬有杨以增亲书“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长112公分。
宽45公分，大字径25公分，跋文字径4公分）。
跋为：“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
并藉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
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
”下有“杨以增印”和“志堂”阳文篆书印章两方。
海源阁牌匾.jpg海源阁总计藏书二十余万卷。
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
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
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
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曰：先大夫议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渐此阁，以承祀事，并籍藏书。
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
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
楼檐廊门前立柱上，有木刻楹联一副：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環。
二层楼上面积不大，除楼梯外，仅两间藏书。
东南两壁放置书架三个，北壁放置书橱一个，书架二个，楼梯右侧放置书架尔格。
藏书楼前有一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搞台读书亭。
楼下东首有通往后院的泳道。
杨宅四进院内又北瓦房五间，东西瓦房各三间，为明清版本藏书处。
何谓“海源阁”，杨以增在自题跋语中已作简单说明，具体来说：海，意谓收藏宏富，治学涉猎广泛。
源，意谓追远之思，包含“祀事”与“藏书”、“治学”诸义。
祀事即祭祀之事，追念先辈之恩泽，名及所出，是古代社会祭祀的重要内容。
海源阁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此后历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和杨敬夫四代逐渐形成规模。
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天资聪颖，1798年考中举人，1813年任即墨县教谕（教育局长）。
杨兆煜学识广博，论帖、品诗、读画均有独特见解，并有一定的古书收藏，特在楼南宅院内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厚遗堂”。
杨以增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杨以坊和一个妹妹。
“从杨氏家世可以看出，杨家世代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人正直，由科举步入仕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为杨以增等人藏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别号东樵(聊城当地人称其为杨大安)。
嘉庆三年(1798年)，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
后赴贵州，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再任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
51岁为父守丧，家居时建“海源阁”藏书楼。
服阕，调任河南开封陈许道员，后转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
58岁升任陕西布政使，59岁升任陕西巡抚，后又代理陕甘总。
杨以增60岁时调任江南河道漕运总督。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苏清江浦(今江苏省淮阴市)任所。
第二年归葬于聊城侯营镇田庄村杨氏祖茔。
传说，在杨以增为父守丧时，东昌府（今聊城）暴发洪灾，军民齐聚到城南护城河抗洪。
由于洪水凶猛，抗洪士兵和百姓纷纷溃散。
但如不及时堵挡，不但会淹了东昌府，就连天津、北京也将受其害。
当时东昌知府马上上奏皇上，同时组织了乡民抢险。
皇上得知洪水将要威胁到京城的安全，大为震惊，立即派治河官员前来治水，并批下纹银数百万两作为防洪专用。
东昌知府知道杨以增有些才干，便请他出任治水指挥，协助治水。
杨以增接任后，不顾个人安危，便急忙奔赴三孔桥险地。
在河堤开口处洪水像一条巨龙，裹着泥沙向外倾泄，眼看河堤口子越冲越大，人们运来了一袋袋泥土，一块块石料，抛进决口处，但很快被洪水冲走。
此时，杨以增身先士卒，跳进河内，勇堵决口，鼓舞了军民抗洪士气，最终堵住了决口。
此时，皇上派来的河院官员赶到现场，军民纷纷向其报告杨以增带头抗洪的义举。
当治河官员寻找杨以增时，发现杨以增在河内已累得筋疲力尽。
治河官员上奏皇帝后奉旨赏给他数万两白银。
这一笔巨资就是他藏书的启动资金。
杨以增虽居官多年，但他两袖清风。
有了这笔赏银，他便在其家的后院建起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
下层为家祠，上层则专供藏书之用，并取名为“海源阁”。
到了鸦片战争后的第六年，屡遭清廷陷害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落难陕西任巡抚，此时的杨以增也被调到陕西任布政使。
林则徐与杨以增是多年的好朋友。
而且相互“知之甚切”、“投分最密”。
后逢林则徐“将引疾归”，向道光皇帝上书，推举杨以增自代。
林则徐在奏疏中称赞扬以增“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臣所不能及”等。
杨以增后来调任江南河道总督，开始到江南去做官。
这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一时期的书籍收藏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由于南方战乱，大批珍善本流入市场，这时，江南战乱仍频，特别是清军与捻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佚。
如黄丕烈藏书中有许多最终流入杨以增之手就为显例。
黄氏有乾隆、嘉庆间文献宗主之称，是三百年来藏书的“巨擘”，但黄氏晚年家事艰难，加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收藏的图籍尽归汪土锺艺芸书舍。
咸丰初年，艺芸书舍的书也散出，分别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渊阁，又以海渊阁所收最多，其中经黄丕烈手校过的书籍就有八十多种。
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部分流散图书，韩泰华玉雨堂元人集部书(其中有些为“四库”所未收)，鲍氏(廷博)知不足斋等江南名家藏书，尽归海源阁。
当时另一藏书家江标在《海源阁藏书目跋》中说：“《楹书隅录》(杨以增之子杨绍和编撰，为海源阁所藏主要宋元善本藏书记)之所记……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
从而使海源阁成为晚清北方藏书的中心，也奠定了与铁琴铜剑楼并称雄于海内，形成“南瞿北杨”的地位。
海源阁图书的另一主要来源，是杨以增广交朋友，延揽学士文人，为自己寄赠、选择、鉴别、校刻书籍。
杨以增与梅言伯、刘燕庭等人订交，梅得好书，则远道互相寄赠，还有其幕客松江韩渌卿、文登于昌进、嘉兴高均儒等为其鉴别、审订、校刻古籍。
其中于昌进是当时东鲁地区仅次于杨以增的北方大藏书家和著名文献家。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
杨绍和(1830~1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
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
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杀顾命八大臣，怡亲王载垣亦未能幸免。
载垣是清前期怡亲王弘晓的后裔。
怡府藏书甚丰，专门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庋藏珍贵古籍。
怡府藏书多得自昆山徐氏“传是楼”、季氏“静思堂”，渊源久远，数量和质量均属上乘。
怡府经此变故，其宋版书籍数百种，流入北京隆福寺附近书肆，杨绍和趁机购得怡府乐善堂善本书籍百余种。
因此，杨氏海源阁既容南方江浙藏书之精华，又纳北方王府藏书之珍本。
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中也说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杨氏父子不仅致力于收集图书，还对藏书进行认真的校勘和整理，记述该书购置的经过，详述版本优劣，并遴选珍本加以刊刻流布。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
杨绍和(1830~1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
幼时入乡学读书，7岁时因善诗赋而深得其父好友林则徐的赏识，收为弟子。
后从包世臣学经学，从梅曾亮学古文。
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以军功擢候补道，军机处记名，被选任陕西道。
1865年(同治四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又擢任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
1875年(光绪元年)升通议大夫。
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杨绍和秉承家学，终生留心古籍、金石、书画，搜罗典籍不遗余力。
自幼随父宦游大江南北，收得宋元椠本颇多。
官居北京期间，适值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朱子清、潘伯寅、翁叔平诸藏书家，颇多善本。
杨绍和此举使海源阁藏书更为丰富，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提高，成为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峙南北的清末两大藏书楼之一。
杨绍和及其父、子三代收藏的书画、碑帖、砚石、印章、铜器等文物极为可观，其中有端砚200余方，宋人山水、扇面画及长卷，商、周铜器，历代名瓷等。
杨绍和在目录学方面也颇有造诣。
他在对海源阁阁藏进行整理后，于1869年(同治八年)写出了《楹书偶录初编》5卷，又于1871年(同治十年)撰《楹书偶录续编》4卷，对所录之书考核异同，检校得失，详记各书的名家题跋，间附己意，并记其行式、印章及收藏经过等，使海内人士得以了解海源阁藏书之梗概。
时人谓：“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书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
”1875年卒于官。
杨氏父子的藏书收集于乱世，尤知善本图籍散易聚难之理，所藏书籍凡非契友，例不示人，倍加保护。
尽管如此，杨以增肇始的海源阁藏书，在战乱时也遭受过重大损失。
杨绍和时期，由于清军镇压捻军，“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杨氏海源阁的另一藏书处陶南山馆就曾遭受部分损失，其中“宋元旧椠，所焚独多”。
民国期间，聊城多次遭受兵乱，海源阁藏书蒙受重大损失。
当时报纸曾报道说：“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惟藏书之十余室内书籍依然满架，但均参差不齐。
”王献唐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文中谈到：土匪“日常以杨氏书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
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
海源阁藏书的存余部分，后辗转归人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海源阁－毛主席向田中角荣赠《楚辞集注》.jpg凤凰台凤凰台在古楼北大街与东昌西路交叉处，遥对光岳楼，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
传说在几百年前，聊城这一带是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林，林中常有凤凰出没，在树林中间的一块开阔地上，有一座好几丈高的大土台子。
站在台上可以眺望方圆百十里远，这座土台子就叫做凤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