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妓女阶层的几个变化（2007级历史学；徐萌萌；070210091）摘要：近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妓女阶层是存在于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主要描述近代中国国妓女阶层在构成、妓女的形象及其爱国行为等方面的变化。
关键词：近代；妓女；变化一我国学者对中国妓女的系统研究开始的比较晚，研究者也比较少，很多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也还没有涉及或涉及较少，涉及近代的也就更少了。
建国前仅有王书奴先生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娼妓史》（1988年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再版）一书，该书主要是描述中国自古代至近代的历代名妓生平事迹和历代名人为其所写的诗词及与她们的交往关系，涉及近代的内容较少，也缺乏高层次深角度的分析。
建国后头三十多年由于社会和学术环境等原因也无人愿涉及此领域，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娼妓业在国内的再次兴盛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1988年孙国群发表了《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该书引用了大量19世纪和20世纪初赞赏高等妓女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并对这种“罪恶制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其序言却表现出对论题的矛盾态度。
1990年武舟发表《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后又于2006年补充再版为《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该书内容涵盖更广更丰富，把当今社会存在的娼妓业作为“封建残余”，近代部分占了四分之一。
1995年单光鼎出版《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法律出版社），对中国娼妓问题作了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但是限于通史体例，对一些相关问题没有深入展开。
2005年邵雍出版《中国近代妓女史》，专门研究了近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娼妓业的发展，史料丰富涵盖面广，但是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括。
其他的优秀著作、论文和调查报告如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中国娼妓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江沛的《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以及以潘绥明为代表的对于当代妓女的社会学调查等。
海外学者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近代娼妓的主要有：1979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可儿弘明的《近代中国的苦力和“猪花”》，1990年由孙国群等人译为中文本，改名《“猪花”——被贩卖到海外的妇女》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萧的《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2003年由韩敏中和盛宁译为中文本《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妇女——19-20世纪中国的爱情与性》，2004年由袁燮铭等译为中文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妓女是我国社会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社会群体。
王书奴先生的《中国娼妓史》认为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已存在类似宗教卖淫的“巫娼”。
①进入近代以来，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各阶层都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妓女也不例外。
本文所讲的妓女阶层的变化主要是：洋妓的加入；妓女形象与传统妓女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妓女的爱国行为突出。
（一）洋妓的加入洋妓进入中国的时间实际上是很早的，她们紧随着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漂洋过海。
首先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沿海城市活动，后来则在中国许多城市留下过艳迹。
近代中国娼妓群体中的外国妓女主要是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妓女、东洋(主要指朝鲜和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
这些外国妓女的到来使中国妓女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单一的中国人变为华洋兼具。
1、西洋妓女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澳门、香港两地就已经有西洋妓女开始活动。
例如澳门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不少西洋娼营业，香港开埠并实施公娼制度以后，在澳门营业的西洋妓女有不少人迁入香港，于是不久以后，香港的公娼就出现了西洋娼、东洋娼、和中国娼各领风骚的局面。
上海在开埠之前就已有西洋妓女光顾，“其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
华人只能效彝言者，可易妆而往，缠头费亦不过二十金余”。
②“随着上海租界的设立与扩展，来沪的外国士兵、水手、船员及其侨民也逐渐增多，于是，为外国男人服务的妓院也相应得以建立和发展，据美国人柯林《上海史》一书记载：至1871年，英美租界有专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华人洋人兼接的妓院35家，妓女131人。
法租界有洋人常去的妓院24家，妓女90人。
这类妓女中有相当数量是西洋妓女。
”③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贩运来华。
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姑娘是被他们贩卖而来的。
2、东洋妓女“实际上早在光绪初年，东洋妓女就已在上海打开局面，她们大多以‘设屋卖茶’为名，行倚门之实。
”④这一时期大量日本妓女来华，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
这样，东洋妓女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卖笑生涯。
1898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才将辽东半岛退还），并允许日本在天津、厦门、汉口等地设立租界。
随着驻华日军的增加和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大，输入中国的东洋妓女也逐渐增多。
如“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后，特划出曙街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的营业区，后以日本妓女增多，又扩展到浪速街、松岛街、蓬莱街。
”⑤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青岛也已有日本妓女开始活动，“据《胶澳志》记载：‘日本之初来青岛在1901年左右，人数仅五六十名，而卖春妇居其多数，……据1907年6月之调查，留青日人仅30户、196名，其中……妓馆4户、59名。
”⑥东洋妓女输入中国最多的时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14年间，她们的卖淫活动先以“伪满洲国”和各租界为主要基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①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王韬：《海陬冶游录》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转引自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4页。
③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4页。
④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5页。
⑤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8页。
⑥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8页。
后遍布全国各沦陷区，其中尤以东北地区最多。
例如，“1917年哈尔滨市就已有日本妓女364人；但自‘伪满洲国’建立以后，随着日本关东军的不断扩充和日本移民的不断增多，由日本人控制的日籍妓院和朝籍妓院也相应得以发展。
如哈尔滨市在1936年有日本妓女410人，至1941年有朝鲜妓女240人、日本妓女510人；抚顺市在1938年有日本妓院和朝鲜妓院13家，妓女300余人；牡丹江市在1943年也有日本妓女和朝鲜妓女200余人.”①3、白俄妓女1897年俄国出兵强占中国旅顺、大连，并在次年胁迫清政府，强租旅顺口。
俄国妓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入中国的。
“1898年俄国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时，哈尔滨市的道里就已开设了一批俄国妓院。
1900年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急先锋，抢先侵占了天津梅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迫使清政府于次年3月签订协定，强行划定俄租界，随后在租界区的项家胡同一带开设酒馆、妓院，美其名曰‘开心胡同’”②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随着俄国在东北势力的衰落，白俄妓女随着大量的俄侨南下上海，从此，上海租界内也开始出现俄国妓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难民纷纷逃入中国，从而使在华俄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俄妓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天津等地，并且历时较久。
如“据康德三年（1936年）出版的《哈尔滨》记载，当时哈市尚有白俄妓院6家，在道里区中国三道街路南有俄国高级妓院馆二处。
”③天津的俄妓一直比较活跃，有一些设在美国营盘附近的俄国妓院，被称为特种妓业，直接受政府监控，转为美国兵服务。
上海的俄侨自1922年以后开始逐年大量涌入，至1928年有近万人，至1936年达21000人以上。
随着上海俄侨的增多，上海的俄妓也大量出现。
因为迫于生计，大量白俄女子不得不充当舞女、酒吧女郎、按摩女郎乃至吉普女郎，或者进入妓院公开卖淫，因而20年代和30年代才是上海白俄妓女发展的全盛时期。
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联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舞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④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二）妓女的形象娼妓业发展到近代以后，已成为一大娱乐行业。
妓女逐渐把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当做一种正常的职业来看待，并且很多不再以此为耻。
妓业内也形成一定的商业规范，如发生妓客纠纷，妓院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报官解决。
官员决断也以公平态度对待双方，而不再以贵贱为标准来袒护顾客。
这些事情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它们表明了进入近代以后妓女的形象已经与传统的妓女形象大有不同。
因此，这一时期妓客纠纷中的一个常见而又颇受时论非议的现象就是所谓“妓欺客”。
申报1877年有一篇报道，记述了一位叫周桂林的妓女与顾客互殴起畔的案子。
双方告到公堂，公堂的判决是要顾客赔偿在扭打中妓女的损失。
该文作者对于此断大为不满，认为下贱的妓女敢于如此欺客实属不成体统所以在这篇名为《曲中败类》的报道中，开篇第一句就咒骂妓女周桂林，谓；“劣妓周桂林则真曲中之败类，而为狗彘所不食者矣。
”⑤对于公堂问官的判决也大加抨击，谓其袒护妓女而惩罚客人，是“颠倒黑白，更莫此为甚”。
这一事件的报道及主笔的谴责态度，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男性主宰的公开社会舆论对上海租界妓业中这类“妓欺客”的风气一片谴责之声。
如在这件事报道的第二天，就有一位读者愤然质问道：“昨有阅《申报》而卒然色变者……曰：子不见周桂林之事乎？客如此，妓如此，而官乃不得不如此。
此乎古今天下所宜有之事乎？”认为如果上海的妓女们“果皆得意若此，①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9页至300页。
②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3页。
③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3页。
④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