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效应（Externality）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一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他人的福祗。

它可能是好事，叫作“正面外部效应”，比如修缮一个鸟语花香的花园，可以直接让邻居心旷神怡；但很多情况下它是坏事，叫作“负面外部效应”，比如放高分贝的音乐会吵着邻居的休息，再比如化工厂的污染会直接使周围的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当然，外部效应不包括间接影响，比如某人“割肉”卖股票，使得该股票跌了0.00001％，进而影响其他持有该股的股民。

所有只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他人的行为都没有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有可耗尽（Depletable）和不可耗尽（Nondepletable）之分。

对于不可耗尽的外部效应，一个人的享用不影响其他人可享用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可耗尽的外部效应，一个人的享用使得另一个人可享用的数量或质量下降。

可耗尽外部效应的例子有公共交通，不可耗尽外部效应的例子有国防，污染，等等。

外部效应直接影响供给。

一般“好”的外部效应供应得“少”，而“坏”的供应得“多”。

如果我只考虑我的快乐，我只会把花园修缮到我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相当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也考虑邻居的快乐，并“快乐着他的快乐”，我和邻居合起来的边际快乐就会大于我一个人的，于是我就愿意把花园修得更好。

同样的，如果考虑到邻居的痛苦，并“痛苦着他的痛苦”，我就会少放高分贝音乐；如果化工厂考虑周围居民的健康损失，并且“损失着他们的损失”，它们也会少排污。

总之，供应的“多”和“少”都是相对于社会最优供应量而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坏”的供应得多，“好”的供应得少。

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纠正这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一致，把供应量增加或减少到最优。

当政府对化工厂的排污收税，然后用之于周围居民，化工厂立即会“损失着他们的损失”，减少排污量。

另一个常见的政府的纠正行为是拍卖“排污牌照”，它能达到和排污税收同样的效果，而且一般认为更容易实行。

财政在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时的一般做法是：对从事具有负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生产经营行为征税，从而使该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到实际的社会成本的水平，以克服该产品在生产经营时由于企业或个人负担的社会成本过低，而导致社会资源过多地配置到这类产品的情况；反之，对从事具有正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生产经营行为则予以财政补贴，使该产品的个人收益能够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对等，鼓励该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正常水平，克服社会在该产品上配置过少的弊病。

当然，政府对外部效应问题的干预还可以有其他的政策手段，如制定排污标准，实行限价措施等，但是，财政仍不失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之中一般分为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他们都会使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成本小于社会利益但大于私人利益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小于社会成本外部效应的形成原因外部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与社会受益之间的差异，外部效应使个体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个体受益大于社会受益。

当一种经济交易的结果影响了除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而第三者又未参与交易双方的交易时，即产生了外部效应。

总之，外部效应的产生是人们决策范围之外的，料想不到的结果或影响，是随着生产或消费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副作用。

外部效应的分类外部效应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只采用如下分类：以外部效应产生的后果对于承受者的损益而言，有益则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有害有损失则称为外部负效应或外部不经济。

前者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为第三方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收益或福利，但却不能得到回报或报酬。

譬如高科技公司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当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后，部分社会成员将会免费使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

后者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给他方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增加其生产成本，同时也必然增加了社会总成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然而经济主体却没有为此赔偿损失。

例如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

又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噪音，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而进行补偿。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

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主要是指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分工细化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城市作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发展的载体，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城市具有增长极效应，作为城市的构成部分——小城镇，不仅是大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是联结大城市和农村的纽带和桥梁。

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这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命题。

推进城镇化进程，就是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强化与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的积累过程，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

城镇发展的基本规律。

城镇化的阶段性规律。

城镇化经历了缓慢发展、加快发展和稳定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即城镇化“Ｓ”曲线演进规律。

城镇化水平低于３０％，属缓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基本是依靠工业化推进城镇化；３０％—７０％属加快发展阶段，特别是４０％以后基本是城镇化带动工业化；高于７０％属稳定发展阶段。

２００２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为３９．１％，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高速发展期。

城镇化的集聚扩大规律。

城镇的比较优势导致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从而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

城镇化的集聚过程，也包括人口的集聚，当城镇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城镇经济的集中就会创造出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带来辐射扩散的外部效应。

城镇化的不平衡规律。

由于区域工业化进程、社会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等的不同，决定了区域间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的差异。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规律。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原有的分散和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和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开始不断向城市集中，工业化加快人口向城镇聚集，强化城镇功能；城镇化又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工业化要素的聚集，优化工业化外部环境。

城镇化的作用。

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特别是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结构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城镇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

市场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动力量，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城市的投资和消费，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必将进一步开拓城乡市场，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对农村人口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才能全面加强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城镇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应用，为广大农民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提供有利条件。

魏后凯: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不是速度过快是结构失衡中国网北京7月29日讯《2010年城市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转型高层论坛29日在中国社科院第一报告厅举行。

发布会上，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表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速度过快，而是结构失衡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大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但人口集聚相对不足，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其人口城镇化。

2、由于资源的垄断和行政配置特点，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形成典型的极化特征，导致特大、超大和超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而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

现在建制镇的规模很小，平均不到1万个，现在还有很多小城镇就处于萎缩的状态，原因就在于缺乏产业的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比较落后。

近年来小城市数量越来越少，城市规模结构优向“倒金字塔”型演变的趋势。

3、城市化推进方式的不科学和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城中村”大量存在、“垃圾围城”等诸多问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较低。

4、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外延扩张来支撑，但是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依靠资源的高消耗、“三废”的高排放、土地的高扩张，这种外延式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来支撑，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社会发展失衡加剧，多种矛盾在显现。

第二，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重要的战略转型期。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0年-1977年，是波澜起伏的时期，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

第二个阶段是1978-1995年，稳步推进的时期，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平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一种快速推进的时期，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

但现在很多人，包括专家、学术界、新闻界，还有社会的政府部门，都在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高速加速推进时期，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是不准确的。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

这里面可以看出，“九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城镇化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到“十一五”的前四年，即2006-2009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减速更明显，以上的变化可以看出城镇化速度在减速，我们觉得未来城镇化的速度可能由加速转变为减速，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化将维持平稳、快速、推进的态势，但是城镇化率每年提高的速度会有所减慢，根据我们的研究，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1.35-1.45的增幅。

根据我们的研究预计，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2%左右，到2030年将达到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