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民幸福指数的对策研究吴利娟(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摘要: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了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追求不仅仅是停留在满足生活需求上,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人们开始关心更深层次的东西。
关键词:幸福指数;幸福感;和谐社会Abstract:Happiness Index (Happiness Index) is a measure of people's survival and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 refl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residents of the core indicators .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improving the happinessindex of members of society ,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particularly important issue. Currently , happiness has become a topic of great concernto people , as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 people 's pursuit of life, not just stay inthe meet demand , not just stay in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life , people began to caredeeply level things .Keywords:Happiness Index;Happiness;Harmonious society1 幸福指数的内涵及依据1.1内涵什么是幸福?根据《辞海》解释,是指人们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评价,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
研究者们认为这种评价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反映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即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
前者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总体满意程度的评价,后者则反映人们对具体生活领域(包括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工作状况、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方面)满意程度的评价。
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居民幸福感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是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
幸福指数的最早理论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就越幸福。
他列出影响效用的因素有:物质财富、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社会公平、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实现;影响欲望的因素为: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1]。
最早的国民幸福指数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提出的。
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据此,其治下的不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个方面的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强调社会经济应该是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
联合国也公布了人类发展指数,把发展的内涵从单纯的GDP增长扩展到包括GDP、居民人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多个因素在内的全面的增长与发展[2]。
1.2理论依据从微观个体层面衡量幸福感,主要可以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会(爱和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与这些需求的满足有关[3]。
与之相应,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研究将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感和充裕感、社会生活的安定感和公平感、人际交往中获得的爱与归属感、自我价值的体验与实现等方面切入考察幸福感的获得及评价。
1.3现实依据幸福感是一种主观评价,很难直接得到量化的指标,这就要通过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对幸福感加以间接的计量。
如河南平顶山测算居民幸福指数,其考核指标包括与民生有关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科教文卫体、生存状况、节能减排(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五大领域的16个指标。
陕西省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幸福指数,包括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社会保障、社会环境)、经济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幸福和人际关系等多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4]。
2 当前影响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因素2.1 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拉大。
在调查中,关于不幸福的因素,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问题。
有25.0%的人回答是收入太低。
有28.0%的人认为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
在对绍兴的5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认为82%的人认为是“工资不高、经济收入低”。
2009年浙江各市之间最高最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倍数为1.43倍,比2008年扩大0.01倍;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最低收入差距倍数为2.22倍[5]。
居民收入内部的不平衡性也较为明显。
2009年金华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55:1,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这个比例的合理值一般低于1.5:1,极少有超过2:1的。
2.2社会保障滞后、就业压力增大。
在调查中,工作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是不幸福的原因之一。
有78%的人认为“没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是最不幸福的5件事中的第二件事。
在对杭州的21份有效问卷分析中[6],“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是最不幸福的的主要原因。
目前,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滞后。
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城镇非从业人员医疗保障问题突出。
三是就业压力增强。
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依然存在,“民工荒”蔓延到各行各业,部分劳动者因找不到工作而失业与部分工作岗位找不到合适劳动者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2.3公共产品稀缺、公共服务薄弱。
在调查中[7],14.1%认为居住条件差、物价上涨过快、是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在对温州的66份有效问卷分析研究中,房屋破旧简陋、居住条件差是最不幸福的5件事之首。
在对杭州21份有效问卷分析中,“道路拥堵、交通不畅通”是最不幸福的5件事中之三。
目前,公共产品的提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较为不平衡。
虽然浙江省文化体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已有一定的改善,但总体上还滞后于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偏远山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更为薄弱。
经济落后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居民文化娱乐等内在需求。
2.4房价上涨过快、通胀压力增大。
在对杭州的21份有效问卷分析中,房价太高是最不幸福的5件事之一。
当前,住房问题已成为困扰大部分老百姓的重要问题之一[8]。
过高的住房价格与过快的价格上涨,不仅把大量中低收入居民挡在了住房市场外面,中等收入居民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购房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36个月新高。
目前,各种通胀因素经过长期发展和积累,逐渐传递到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上来,而成本推动导致的物价上涨惯性更大,持续性也更强。
3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政策思路3.1切实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经济收入的增加是幸福感提升的基础,经济收入因素依然是制约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9]。
要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满意度为目标导向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过度竞争为代价单纯追逐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旧有模式,逐步建立与人们幸福感、满意度提升高度融合、高度一致的新发展模式。
需进一步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并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性。
3.2做好社会保障、解决后顾之忧。
在农村,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参保率较高,但保障水平有限,要引导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向城乡大病统筹为主体的保险制度发展,逐步提高统筹层次。
浙江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城镇人口,因此建立广覆盖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人口尤为重要。
当前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
因此,必须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对象需要进一步拓展,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让更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享受保障性住房。
3.3强调公平正义、改善公共服务。
从幸福感研究角度看,社会公平涉及个体的比较体验。
人们对于主观幸福感评价都包含一种内在比较的过程,当前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分配公平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摆正公平与效率关系,努力建立以机会公平为基础、分配公平为重要内容、制度公平为基本保障的制度体系,社会财富的“蛋糕” 要朝着有利于民生的方面分割。
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管理、消防、公共卫生环境。
需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文化体育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扶持各类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
3.4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解决民生问题方面要从制度创新入手,要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
从政府角度而言,应确立以居民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切实解决老百姓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来保证财政投入,更多关注弱视群体主观幸福感,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
要从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手,不断调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采取有效对策,提升幸福指数,推进和谐社会发展[10]。
3.5强化物价监管和检测,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抑制价格过快上涨的根本条件(基础)是要增加生产和供给,特别是要增加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和供给,确保这些商品的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对那些中央管理的商品价格和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以及游览参观点的门票价格,包括各类各级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不得提高,继续稳定医疗收费价格,对那些必须调整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和公共服务收费也要严格控制,防止出现轮番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