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往事在我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我们欣赏风物景致时就有了成见，处处要以眼中已有的框子来取景；我们站在蚬山，举目四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可能再是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历史已经在它身上打下了烙印。

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人已经使得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同永恒的自然联结在一起，留下了孟浩然诗中所说的这种“胜迹”。

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种既定的机械运转中，他们逃脱不了盛衰荣枯这种自然的循环往复的变化。

这个过程偏巧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见得最多的东西：它的样式是哀歌，是一种时间造成的距离，它相当于想象在唤起悲剧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时所造成的距离。

诗歌中最常见的是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的沉默，在落入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的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

这样的沉默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形式，使他可以把诗的不完整作为来自生活世界的一个断片，而发掘出它更深一层的涵义。

宇文所安：为中国古典诗歌而生的美国人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学者。

其英文本名Stephen Owen，直译应该称作“斯蒂芬·欧文”。

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中国字中的姓氏“宇文”，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

而“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

他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

但宇文所安的确是地道的美国人，他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

宇文所安从少年时期就对诗歌感兴趣。

坊间流行的一个传说是，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读到了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中国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成为少年宇文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机缘。

自此他欲罢不能，沉迷期间。

宇文所安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曾一度担心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嗜好，会让他将来饿肚皮。

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

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系学习。

1972年，26岁时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

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

1977年，31岁的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的研究著作《初唐诗》。

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

宇文所安编著了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

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等。

大多数著作已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

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

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

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同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宇文所安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

在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喜欢捧读吟诵王维、李白的诗句，达到一种忘我之境。

每每说到兴起，也总是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而他常执在手中的烟斗，还记载着他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爱屋及乌”的一段逸事。

哈佛大学一向有规定，禁止教授在学校抽烟。

但宇文所安的办公室似乎成了例外，学校破天荒给他安装了一个通风的风扇，以满足他在办公室抽烟斗的癖好。

谈起这段逸事，宇文所安不免有些得意。

原来，早些年有所北美名校鼓励宇文所安跳槽去教书。

哈佛得知自己的名教授将遭人挖角的消息后，也赶去做他的工作。

“学校知道，拉拢我，关键是要帮助我解决我的烟斗问题。

”最后，哈佛用一台小小的风扇成功地“笼络”了宇文所安的心。

此后至今，宇文所安，一直安于哈佛。

虽然喜欢唐诗，但问起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宇文所安却愿选择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友人曾戏称他是为唐诗而活着的美国人。

他却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

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不但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研究中做出了举世属目的成就，也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娶了个“异乡人”的太太。

他的妻子田晓菲13岁从天津十三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

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到康奈尔大学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1999年元旦，与宇文所安结为伉俪。

现亦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出版作品有《爱之歌》等，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

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学术伙伴，在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承担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部分。

“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不过都很喜欢诗”，田晓菲教授如是说。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访谈宇文所安◎李宗陶█ 相比西方现代诗，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记者：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

为什么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宇文所安：哈！这是偶然的。

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

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记者：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哪些吗？为什么会给你一种恋爱的感觉？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

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

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因为文字之美，有时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

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

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记者：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宇文所安：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

█ 那些沿袭千百年的概念不是天然生成的，该贬值了记者：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田晓菲：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

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

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记者：这一两年，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

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宇文所安：(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

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

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

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

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

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记者：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3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宇文所安：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

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记者：前一阵，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宇文所安：我不觉得一个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么事，或者发动一个运动，你只能从自己做起。

█ 先秦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记者：在《他山的石头记》里，有篇文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我想探讨的是：一个与身体脱离的“自我”概念的源头在哪里？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时离体的那个灵魂，而是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性的直觉意识，也就是说，在身体之内，还居住着一个与肉体分离的“人”。

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精彩的哲学思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段落。

肉体有“百骸、九窍、六脏”，究竟哪一部分盛纳着那个“自我”呢？庄子非常喜欢这个自我寻找自我的吊诡游戏。

我所感兴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

我不太喜欢人们在谈论先秦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儒家的，这是道家的，这是名家的，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

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我甚至觉得诸子百家的文本有时候会有意压抑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譬如暴力，譬如通过对身体的自残来实现一个完满的自我。

在美国教一些华侨学生时，会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一些观念，譬如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温良恭俭让的。

但当他们读到这些古代文本时，会大吃一惊：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文化，而是有英雄主义，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国不符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