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

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

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

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

他提出了3层原因。

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

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

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

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

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

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

”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

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

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

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

1 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

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

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

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

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

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

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