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

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

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

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

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

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

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

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

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

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

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

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

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

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筹资手段不同乡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与政府就是来自国外社团，主要内容不同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育来扫盲，或者进行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四、启示（一）、推进社区参与（二）、站在宏观的角度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出发点（三）、广泛开展农村教育（四）、发展农村经济（五）、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

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

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⑧。

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20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述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中尤以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突出。

因此，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

这次运动由于注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而且历时十几年之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运动才被迫中止。

我们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但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有进一步的加深（三）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虽然，由于乡建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它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应否定，而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作用。

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来到各方面都很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

我们不能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而否定数以千计的知识分了的这种“深入民间”的历史意义。

一、乡村建设运动完全失败了吗？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前期，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期，也正是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年代。

历史恰似在前进的过程中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类讨论：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状况，来自不同阶层、接受不同思想的人们对如何改变并发展这片广阔的天地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结果：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走向没落；而通过与土地革命一脉相承的暴力革命，中国******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改变了国家性质，并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彻底而激烈土地制度变革。

******人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土地制度的革命，带动生产力的革命，最终改变乡村的面貌；而这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确实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否定阶级斗争的根本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真的是被历史所否定了吗？我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未能获得成功，固然有其不可回避的缺点（下文将具体论述），但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被“历史的必然”所否定，不如说之一运动实际上是被“历史的偶然”所终结。

首先，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根本初衷，并非完全为了协助整个中国农村走出凋敝，而在于追求更强的财政实力。

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实力，依然会进行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从长远来看，在那样的局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在当时内战频仍的动荡社会环境中，乡村建设运动难以实现有序、高效和平稳地发展。

史料表明：即便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本身，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比如晏阳初就曾因拒绝为张学良效劳而遭到追捕。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圆满成功。

第三，乡村建设的衰落，与日本人侵入中原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

乡村建设的重要阵地“定县平民教育协会”，正是在1936年为躲避步步进逼的日寇而撤离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暴力革命除了完成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重构以外。

事实上也肩负起了避免民族灭亡的责任；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从根本上也是为了加强民族生存发展的活力，但在当时激烈军事斗争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

仅看结果就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乡村建设运动没有在当时的中国起到预期的作用，并不说明这些理论和思潮没有借鉴的价值。

相反，基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在我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泰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成功指导了实践；晏阳初于1967年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张家港等地依靠“两个文明”共同作用带动城市发展的实践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进步意义何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乡村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成功，并不能因此对其全盘否定。

只有站在一个客观超然的立场上去评析它的得与失，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乡村建设学派的知识分子，带着对中国农村深切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深入乡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地工作，他们不仅切实改变了当时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也为日后的农村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