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白鹿洞书院揭示导读：一、大学理念1.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学理念尽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受西方的影响才产生的，但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孕育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我国古代虽无现代大学之形，却在很早就有了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
中国古代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那时称之为“太学”。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太学、国子监和书院。
儒家经典《大学》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道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里的“道”指的是一种理念，“大学之道”就是指大学的理念。
“明明德”是指教育要使人懂得做人和治理国家的基本道理。
“新民”就是指通过教与学，使人做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
“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一个极圆满的至善境界，它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
夫然后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中国古代大学从汉代以后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古代官学，其教育机构主要是：太学、翰林院和国子监；二是古代书院。
前者始于汗朝，发展于隋唐朝，完善于宋朝，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
在古代官学的发展中，董仲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
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习儒典”，通过兴办教育，兴办太学，学习儒学，提倡教化，人们才能懂得礼仪，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董仲舒认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才也。
古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厚也。
臣原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
数拷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
”[1]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太学定位在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
太学后来逐步演变为翰林院和国子监。
无论是叫太学还是翰林院、国子监，它们都是朝廷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功能都是在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
古代书院，是我国传统大学的另一重要形态。
它最早见于唐代，书院刚开始时只是一种藏书楼或学者们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
古代书院其实质就像今天的民办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求功名、循循善诱、学术自由的风气。
宋代著名儒学大师朱熹将儒家的办学思想进一步总结与发展作为书院的教育理念。
他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明确提出：“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己也”。
朱熹在书院教条中指出“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上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
其别如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
上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
上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上接物之要。
”[1](р204)分别阐述了书院自由讲学和自学读书的特点，以及阐述了书院办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和接物之要，体现了知、行合一，学、问相济，思辨结合思想，以及教育的非功利思想。
这些传统书院的办学理念，对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了历代书院学规的典范。
各书院大师纷纷依照此例，将自己的讲学宗旨，进德和为学的基本要求及书院生活的基本守则结合起来，形成了特色各异的书院教学制度和书院办学理念。
我国古代大学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其理念都是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中国现代的大学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基本线索是民末清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
中国现代的大学的办学者，大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良好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从一开始就能注意到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办学者的开阔的视野与先进的理念，致使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
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改革为起点，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尚不足百年，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等为杰出代表的现代大学，并造就了一代代学术大师和一批批优秀学子。
究其原因，是这些大学的办学者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蔡元培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自治”的大学理念1912年，蔡元培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就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明确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的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并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
1917年至1927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大力推行欧美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从而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并确立了大学之为大他还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业。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即强调大学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大学生不是在熬资格，也不是在死记硬北教师的讲义，而是把学校作为在教师指导下自由研究学问的地方。
这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大学教育理念的非功利性。
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
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
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
”（二）梅贻琦倡导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1931年至1948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他十分强调清华大学应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积极倡导以“通才教育，教授治校”为核心的大学理念。
他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他专门作《大学一解》一文，系统地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
文章以《大学》开章明义之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
他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聚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
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之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意义之范围。
”梅贻琦还精辟地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
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
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那么何谓通识教育呢？梅贻琦认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此外他还深刻地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三）张伯苓倡导的“允公允能，育才救国”的大学理念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了南开大学，并于1919年至1948年期间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他积极倡导以“允公允能，育才救国”为核心的大学理念。
在南大建校之处，他就把“允公允能”作为南开大学的校训，并指出：“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而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加强对学生进行五个方面的训练，这五项训练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功能’二字为依归。
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
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四）孙中山倡导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大学理念孙中山先生在创办中山大学时借《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名言，确立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中大校训，把它作为立大志者学习和成才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山大学的办学思路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博学的知识、好学的精神、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孙中山作为革命家，他同时认为大学是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
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精辟地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同。
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
“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
让将来的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
“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摘自《孙中山演说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大学理念，既继承了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精神，又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了革命创新，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有机结合。
（五）竺可桢倡导的“求是和牺牲精神，学业与道德并重“的大学理念竺可桢先生在1936年至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倡导以“求是和牺牲精神，学业与道德并重”为主的大学理念。
他指出：“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这充分体现了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是对西方先进大学理念进行吸纳与融合的结果。
他精辟地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做实验。
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惟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精神”。
“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厉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