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古代社会对法的理解一、从灋说法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写法是“灋”。

“灋,刑也。

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从古体法字外部的形象特征,可以分析出古代对法的认识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一）“氵”即水。

法“平之如水,从水”,即法的价值标准是公平正直。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对水的特性的熟悉与掌握也是早期各民族最基本的生活技巧。

古代的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还不能对水平面毫无倾斜的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也不能科学地分析出水的结构,但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已经观察到,水无论是在流动时还是静止时,都具有相对均平的性质。

他们希望把水的这一特性渗透到法中去,使法适用后的结果不偏不颇,公平正直。

（二）“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神兽,貌似牛、羊、鹿、熊。

《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

”其实是黄帝建立部落联盟之后世代主管司法的部族的图腾。

由图腾崇拜演化出民族禁忌,这种禁忌就是最早的行为规则,它是法律的前身。

（三）“去”,《说文解字》解释是:“去,人相违也。

”该字甲骨文、金文由弓矢二字组成。

古人捕猎,常常因猎获物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判断是非的最可靠办法是出示其弓,看弓上的记号和矢上的是否一致,一致就是“夷”(弓矢一体),不一致便是“去”。

在裁判前常发誓诅咒,若被认定有过错,则罚他到河那边去。

经过水的冲洗,可将他对神的罪过清除掉川。

由此可见,古体“灋”字凝结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最朴实最可靠的见解。

即:“法”是由社会权威机构组织的,通过查明证据来解决纠纷判明是非曲直并对违法者施以刑罚的特殊社会活动。

同时,也是通过这一社会活动来体现人们必须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

但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法的认识水平,还是相当粗糙、相当直观,用水这一自然事物来作为法的标准,使法带有更多的自然色彩;用廌这样的神物来说明法的权威,给法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二、刑法律《唐律疏议》简述法律之沿革曰:昔者,三王始用肉刑。

赭衣难嗣,皇风更远,朴散淳离,伤肌犯骨。

《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

《周礼》“司刑掌五刑”,其属二千五百。

穆王度时制法,五刑之属三千。

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在指称我国古代法律时,分别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即“刑”、“法”、“律”。

又查我国古代文献,《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

《说文》:“法,刑也”。

《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刑、法、律三字除了上面这种因时继替的纵的关系之外,还有内容方面互注互训的横的关系。

”就其固有形态而言，中国古代法也已如果成熟。

刑法是我国古代“法”的主体。

三、礼在中国古代法中的作用张晋藩先生指出“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文明”。

首先“礼”的前身是祭祀的风俗习惯规则，后经过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敬神敬祖的祭祀礼仪规则，这是“礼”的最初形式。

这时的“礼”，比习惯规则更具稳定性和规范性，已经开始显示出法律的特征；其次，“礼”发展到阶级社会，系统化、制度化而演变为“礼制”，成了调整宗法制国家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这时候“礼”的法律特征更为成熟明显，体现了类似法律结构的系统性和制度化特征。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礼”从萌芽到产生到发展，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过程。

1．明确社会规范，确立社会秩序从最初的祭祀礼仪规则看来，其作用就已经是为人们的祭祀活动提供行为模式，从而使祭祀活动规范化、秩序化，以一种形式合理性来维系原始的亲属血缘关系。

在“礼”向“礼制”发展的过程中，“礼”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家族伦理秩序的预设功能体现更为明显。

“礼”的作用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

这样，在国家出现后，“礼”或者称“礼制”，就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制度基础，使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活动还是百姓的社会生活，都被置于既定的秩序模式上。

所以，对于有违秩序的行为，“礼”起到一种事前预防的作用。

正如《汉书．贾宜传》所言：“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这样，中国古代就社会出现了被普遍适用的、有预设秩序功能的、防范于未然的类似于法的规范2．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维护“家国天下”统治秩序首先，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

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

所以，为了使宗法制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礼”就必须寻求维护其所体现的宗法伦理精神的手段。

其次，既然“礼”在未然之时对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进行了预设，那么在已然之后，对实然的状态进行干预，以回归其应然的秩序，即所谓维护预设的秩序，这也是“礼”的预设功能的自然、合理的延伸。

基于以上两点，“礼”就需要寻求维护其所预设的秩序的方法。

这时，“礼”就需要外在化，从其自身以外的世界寻求强制执行力。

刑罚，这种曾被原始部族战争所利用的暴力手段，就被“礼”所吸收了3．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是礼，纳礼入律，礼法融合，法律伦理化。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善良的人情，高尚的道德是治理社会的前提。

在家天下的条件下，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

儒家的“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以及“尊尊”、“亲亲”的伦理观，便是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最好精神武器，儒家的道德观融入到立法、司法活动中，纳礼入律，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并表现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

四、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先秦时期,法律大都为法家所制定,孔孟的法律观并不被统治者所重视。

李悝在公元前五世纪著《法经》,商鞅在公元前四世纪相秦变法。

即使到了西汉前期,法律也是代表了法家的观点,因为“汉承秦制”,汉代法律是对秦代法律的直接继承。

两汉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法律的儒家化亦由此发端。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儒家注释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

”儒家对法律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决非偶然。

儒家重视法律,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了法律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

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2.依据经义决狱。

所谓依据经义决狱,就是把儒家思想作为最高司法原则,并以此为准绳,来判决是有罪还是无罪,罪轻还是罪重。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中央最高司法官吏的廷尉,却要受命去向硕儒求教,这除了说明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有关外,更充分证明了儒家在司法中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当时儒家参与司法工作的大有人在,并都在利用职权,以经义决狱,如应劭的《春秋断狱》即为明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大都为儒家所制订。

这些经学造诣极深的名儒们,借广泛参与制订法律之机,以礼入法,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

诸如:魏以“八议”入律,就是以礼入法的佐证。

所谓“八议”,即《周礼》中的“八辟”。

“八议”入律,就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它始于曹魏,讫于明清,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沿用不变。

在总结魏律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晋律,更是“礼律并重”,“寓礼于法”。

它明文规定“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开创了依服制罪之先河。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

”儒家化的晋律影响深远,它直接影响到南北朝,以至隋唐。

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始终因袭晋律,虽有所损益,但不出窠臼。

而北魏律中允许以官当徒、用官品抵罪的所谓“官当”的创建;北齐律中所谓“重罪十条”的正式入律,都是儒家法律观的体现,是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至于北周依据《周礼》制定法律,则使法律儒家化走得更远。

至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基本完成。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集其大成。

隋朝尽管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隋文帝“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开皇律》,却充分体现了儒家法律观。

作为中国封建法典楷模的唐律,则更是依礼制律,礼法合一的集大成者。

唐朝统治者在修订法律时,始终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原则,认为“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服刑以为助。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就其内容来看,一切皆“准乎礼”。

可以说,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

唐律的“礼法合一”,是两汉以来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宋、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大都照搬唐律,仅在个别条款的定罪或量刑上略有损益而已。

至于法律的儒家化,非但没有减弱,而在不断强化。

总之,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

它发端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完成于隋唐,强化于明清。

从中国法律传统角度看待死刑存废问题椐史籍记载，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国之初的禹刑中，大辟之罪就有二百种，这二百种死刑罪名大部分是对原始社会原有的惩罚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死刑在刑罚体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死刑的种类、执行方式略有不相同罢了。

本文认为，从中国法律传统角度来看，死刑在现阶段很难废除，并且将在未来中国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原因：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司法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规范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由礼与法、德与刑组成的两极规范体系。

“礼者禁于将燃之前，刑则禁于已燃之后。

”1，“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2，这种“礼——法（刑）”两极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

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新的刑法制度，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