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重点难点解析
魏晋南北朝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承袭秦汉而又有变化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

由于社会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有所削弱，门阀士族专政更使皇权衰弱不堪，经历了一个低潮。

但南朝各代皇帝宠任寒人，削弱门阀。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从部落制走向中央集权，又是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深入的标志。

中央官制因袭东汉发展趋势，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重，中书省、门下省相继没立。

西晋时。

三省分立制基本确立。

地方行政制度上，承袭东汉末年制度，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为核心，也有许多变化，如在重要州和战略要地设都督。

州、郡、县各级行政机构因其所在地理位置及所统民户多少。

分为不同等级，其长官待遇不同。

这一些变化为隋唐所继承。

这一时期经济从宏观上看，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横的方面，由于北方屡遭破坏，江南以及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上述经济的进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反之亦然。

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

例如曹操把汉代边疆屯田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实行屯田，取得成功。

经济的持续深入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例如北朝经济中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改革。

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

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

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密不可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冲击了地主阶级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汉代的察举征辟制等选官制度已无法实行。

曹操为扩充实力，延揽人才，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

到曹丕称帝后，为巩固统治，创立了九品中正制。

据《通典·选举典》载：“按九品之制。

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

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

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

”
九品中正制，初创时，中正考评士人、家世、才能并重；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重门第和家世。

才能已无足轻重。

而中正是品评官，中央有关部门依据中正对士人评定的品第，选拔官吏时授子相应的品级或等级。

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否定，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定程度的产物。

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借助世家高门以巩固曹魏政权，而世家高门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到西晋时，已呈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

士族以外的地主称为庶族。

士族形成于汉魏之际，西晋时得到巩固，东晋时达到鼎盛，南朝时逐渐衰落。

九品中正制的推行。

使得世家高门的势力扩充和发展。

西晋政权以士族作为其统治基础。

士族制度与士族政治得以巩固和发展，西晋政权完全被土族垄断。

到东晋时，门第成为衡量贵贱的惟一标准，士族势力膨胀。

到南朝末年，南方士族衰败，腐朽性日益显露。

士族成员的无能。

使庶族地主势力抬头。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在九品中正制基础上完善、发展，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

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东晋建国到南朝陈灭亡，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一直坚持了二百七十多年。

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当时民族矛盾的存在。

南方政权具有华夏正统地位。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他们代表着汉族的统治。

不论是否抗战，客观上起着对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抵抗的组织和鼓舞作用，因而能得到南北方贵族地主和人民的广泛支持。

第二，南方经济相对发展，提供了较可靠的物质基础。

江南经济开发，农业迅速发展，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第三，南方汉族政权，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内起着保卫封建经济、文化的积极作用。

第四，南方封建政权得到了南北方地主的广泛支持。

其政权，基本是以北方大地主为主体，南北地主的共同专政。

第五，南方统治集团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人，其政治比西晋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清明一些。

如东晋时的王导、谢安、南朝时的刘裕等人。

当时虽然士族占统治地位，但这些较有见识的士族大家，也采取了一些较清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

第六，南方有着长江、淮河等天然屏障。

对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

纵观这分裂动荡达300年。

其总体特征是：分裂不是辐射式，而是向心式的；不是越分越散，而是越分越合，蕴含着统一因素；统一趋势明显发展。

其表现：
①江南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②民族融合加快，通过民族迁徙、联合斗争、友好交往、政治改革等途径而与汉族大融合，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减弱。

③局部统一的实现。

先是三国的局部统一，西晋后五胡十六国时，前秦统一黄河流域；继而又北魏统一，最后北周统一，连续出现了天下归二的局势；
④一些有识见的政治家，如曹操、渚葛亮、祖逖、孝文帝等人，都为实现统一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和活动。

⑤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苦难，人民渴望统一。

总之，在长期的分裂中，仍孕含着统一因素。

正是在民族融合加强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下，统一因素逐渐增强。

从而为实现更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

民族融合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民族迁徙、杂居相处、长期交往、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特征等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因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多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少数民族的汉化通常是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优点的吸收。

从社会进程看，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

另外，也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

其表现：
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

生产互补，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

南方以及西南、西北等地，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融合。

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实现封建化，封建化又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民族融合的实现，为隋唐时期的繁荣统一准备了条件。

从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创立到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达43年，若以280年孙吴灭亡作为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

则长达61年。

这种鼎立局面相对大一统来说是种倒退。

但相对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混乱，则是局部统一，是进步的，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有：
经济因素：东汉以来，江东的浙东平原和益州的成都平原经济状况虽不及黄河南北，但都有很大进步。

而北方战乱，人口户数不及汉代全盛时期。

经济趋向平衡是三国立国基础。

政治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地方大族则是其政治基础；吴、蜀二国在短期交战后，长期结盟；在三国鼎立中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虽进攻不足，但自保有余。

地理因素：在依靠步兵，以骑兵为惟一机动力量的时代。

地理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吴占据长江天险。

刘备进入
益州。

“保其岩阻”，曹魏只得“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因祁山”，处处设防，暂时承认对峙局面。

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①佛教盛行的原因：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信仰，幻想摆脱痛苦。

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宜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

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

②佛教盛行的表现：信奉佛教的人多，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下至背通百姓，都信奉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众多；佛教寺多院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势力。

③佛教的影响：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

佛教没有解脱人民的灾难。

反而大大加重厂人民负担；出现了反佛教的斗争，以范缜最为突出，范缜的《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的欺骗。

秦朝时征服越族设三郡、徙民实边、开凿灵渠。

汉武帝时注重加强内地与西南的联系。

但是早期南方开发，并未改变南方的落后面貌，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

使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
赶上北方，为隋朝大统一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