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贫居心态及人生境界陶渊明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诗作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竟然是一个田园诗的圣代？陶渊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何偏偏是他创作了如此巨大数量的田园诗歌？我们试图通过对其内心精神世界的分析去揭开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

一、陶渊明的生存环境分析（一）一家之言历史的发展是漫长的过程，人们生活在“现代”，无法确证未来，而对过去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这就造成了认识论的偏颇：多数情况下，人们缺少整体的历史观念。

钱中书先生在他的一片散文中说的好：对人类而言，远古时代其实正是人类的童年，而不是比现代人要老，真正老成的倒是现代人。

我赞成这句话，如果让秦汉魏晋的人去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无异于使之做“无米之炊”，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历史是短暂的，尚不能够呈现出足够的规律性。

现在，我们既然占有了足够多的材料，虽然其中有为皇家做传的讹诈，但当我们将中国的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浓缩，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文学离不开文字，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也应该是从商朝开始。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因此，我们要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就首先要探索中国政治流变的规律性，并探索中国文化的变化规律。

对比中西方文化发展，西方文化发生过巨大的波折，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曾经短暂的“失忆”，在中国，文化是一贯的，她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匮乏，但是，几乎在同样的年代，中国文化也曾经十分迷茫。

又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哲学——最智慧的学问——的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不断的将哲学推向前进。

言论与思想是推动政治的发展？抑或阻滞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向何处去，已然成为秦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秦统一之后，做了几件大事，在文化上的态度就是焚书坑儒（儒并不是指儒家，而是指文人）。

显然，秦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政治混乱，国家动荡的原因。

这次，虽对中国文化造成劫难，却也让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历史的总结。

秦朝命短，这不能不让后来的汉认真反省，汉在总结前朝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做了如下总结：百家争鸣固然祸国，但“焚书坑儒”也是无功，那就留下一家，做思想的统一。

众所周知，汉人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英明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说当时“英明”？因为正是这个决定，从此，文学、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文人及一切中国人开始了言论半自由状态，而中国的哲学再无法向前推进半步。

西汉东汉400余年后，迎来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大的总结。

这次总结更多的是从上而下的各阶层的人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尤其是反映在文人身上，更是对人生要义的探索。

三国混乱不堪的纷争与权利纠结，魏晋各朝代权力的频繁更迭加剧了这种进程。

饮酒、服药、玄谈成为时代的标志，而前代的哲学传统也被各家人拿来“今用”，儒、道、释三家思想成为中国时人解决问题的基本凭据。

当时的基本状况是：统治阶层试图寻找新的思想统一路线，由此佛学兴盛；中国本土的出世、入世思想则在基层的文人对人生要义的思考下得到发扬。

（二）史料分析1、东晋是我国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东晋时门阀制度的盛行本是历史的必然。

追根溯源，可追至周朝的分封制。

周朝的政治本身就是贵族政治，但是后来，西方的制度继续保持了贵族政治的血统，与中国个贵族政治制度的分水岭的标志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同时或者更早，西方政治的模式在雅典形成，其基本特征是贵族民主制。

而中国在“问鼎”了几个世纪后，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平民的独裁制，对这一制度的最好诠释是陈胜说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东晋是在汉朝总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反省，显然，汉开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药方也失败了，当当权者无法做更深刻的正确分析的情况出现，那他就必然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应该说，魏晋统治者认为门阀政治制度是维持统治千秋百代的救命稻草，但是这个制度有个致命的缺陷，中国式的传统影响了贵族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分享权力对当权者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这也是传统的力量使然。

2、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前后，曾祖为东晋开国元勋，祖父、父亲皆曾为太守，然而至陶渊明已经中道衰落，家族显史不再。

东晋又是一个在西晋之后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家仇国恨纠结在一起，无疑深深影响着陶渊明的人生观念。

二、陶渊明的贫居心态简析1、陶渊明的入世思想是其根本陶渊明是有着深沉报国之心的，在道教兴盛玄谈流行的年代里，陶渊明不但学习了《庄子》《老子》，而且还认真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等方面的书籍，这是与众不同的修习。

应该说，这些学习反映了年轻时陶渊明的思想趋向，当然，反过来，这些学习也为他性格的养成提供了养料，使他既有“猛志逸四海”的抱负，又有“性本爱丘山”的志趣。

但从其后来的众多诗章中可以看出入世救国是其思想的根本和主流，他的济世救国之心是如此强烈。

单以他的《杂诗》为例，“盛世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五，“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十，“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

2、出世是陶渊明的唯一选择在现实与理想中徘徊，在历史与现实中挣扎，在个人与社会间流荡，陶渊明既明知社会不容，也不懈与俗世同流合污，那就只有寻求自我内心的宁静，在精神上寻证生命的合理性。

大概当时的人都会有着跟哈姆雷特类似的苦恼，“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毒箭，或是挺身而出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而事实上，魏晋时代的人们面对的局面要比哈姆雷特个人的遭遇更加无助，因为他们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而是个人对时代的抗争。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表达了那个时代人的心声：“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死生亦大矣”。

魏晋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多的思考探索人生的要义，显然，与社会的斗争如果还有一点点希望，与时代的抗争则是毫无希望的，魏晋人虽然没有哈姆雷特的痛苦厉害，但是一定比哈姆雷特的烦恼多。

陶渊明是时代的先驱，出世是他的唯一选择。

贫居的动力是乐道现实的逼迫使陶渊明的理想归于破灭，是壮烈的死，抑或屈辱的生？前代的哲人为后来者指出一条道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善”就是要乐道，就必然要“贫居”，因为赤诚的报国之心被门阀政治堵在穷巷，也把诗人的理想放逐在僻野。

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苦闷也是诗人所不能有的。

一个个短命的皇帝，一个个短命的朝廷，让这辈人看见了浓缩的历史，也更理性的解析了历史与政治的真相。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质是发自诗人心底深处的。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表达了自己的志趣：闲居少言，不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衔殇赋诗，以乐其志。

贫居的实质是与社会的决裂道不同，不相与谋。

陶渊明在现实之路上不得畅通的情况下，寻求自我的实现，唯一的路径就是逃避，越是与人生远离，诗人的心就越是轻松纯净。

《归园田居》表现了他返自然的实质确是与社会的决裂：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尘网、樊笼就是作者所认识的社会。

这首诗可以视为作者与现实决裂的檄文，是与黑暗政治决裂的标志。

可以说，诗人从此踏上了自我修炼之路，再不原与社会现实有任何的瓜葛。

如果说《归园田居》是战斗檄文，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他与社会说再见的宣言书。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过去已铸成大错，未来尚可补救，那么诗人犯下的是什么大错？又要补救什么呢？作者的意思就是远离尘网，入世是错误的，入世思想也是错误的。

但是远离尘世并非作者本愿，他的内心是苦闷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而文末几句话与王羲之的《兰亭序》有异曲同工之妙。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诗人与社会决裂后的归宿在哪里呢？文中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泉以赋诗。

”诗人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归宿，再不愿对俗世有丝毫留恋，所谓“乐夫天命复奚疑”，从此坚定的开始了田园生活的新篇章。

贫居的特征是无奈一个入世的诗人才能够在贫居之后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陶渊明既然有着深沉的报国之志，当然不会在碰壁之后一下子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是埋藏，深深埋藏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一个贫居的陶渊明是历史逼出来的，每当深夜独处静思之际，年轻时的理想就会跳出来折磨他。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陶渊明的孤苦无人倾听，无法倾诉，就只有通过饮酒来排解。

李泽厚在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等等都反映了诗人在饮酒之时何尝淡忘人生、家国，在贫居之中又何尝不忧君报国。

这种种状况又都是被逼出来的，一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更让人看到他的贫居、他的超脱、他的出世看似潇洒，实则无奈，实则是一种无尽的孤独。

总之，陶渊明是一个有着强烈入世思想的诗人，他的骨子里追求济世救国，然而在东晋这个特殊的历史反思期，每一个文人都不能不无奈的感慨生不逢时，但陶渊明的性格决定了他与社会决裂的方式与他人不同。

应该说，他算是一个最纯净的文人，也是最彻底的一个，他不但借酒浇愁，更愿意去做个彻底的布衣，荷锄载月，归去田园，追求真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种不曲的精神，在逆境中虽无奈也抱持对未来希望的气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历史造就了陶渊明，而陶渊明以他的气概造就了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