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格的耻感文化和等级制度日本民族性格的耻感文化和等级制度2009-05-1223:07:46 来自: 锐典(锐典的站)菊与刀的评论 4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摘要：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着作，对日本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耻感文化、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日本人的特有的性格特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应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以推进本国的发展以及与日本的交流。

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等级制度一、前言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不过是我们这两个邻居的关系并没有想当然的友好，反而是争执不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离得越近，反而对双方都没有一个客观而真实的评价和判断。

美国人类学家在上个世纪却向世界交付了一份关于日本人性格特点的一份报告——《菊与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

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败局已定,加紧制定战后对德国、日本的政策,成为摆在美国当局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而对于和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厮杀了数年的对手日本,美国除了在战场上的交手之外,对于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则显然还有那么的茫然。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和人民? 战后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日政策方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弄明白这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政府于是动员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全力研究日本。

鲁思•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写出了这部影响深远的着作。

正如本尼迪克特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着作。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本尼迪克特从西方人的视角审视日本人，作为同是东方人的中国人又能从这本书看到什么，学习到什么呢？拜读《菊与刀》，希望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对日本人的进一步认识，还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二、耻感文化东西方地处世界的两端，文化的基础有着各自的本源。

西方人持有的是罪感文化。

罪感文化源自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原罪论。

此原罪论指出,在人的本性中,人人都有缺陷,人人皆非完美者。

因此,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忏悔和悔悟之心。

也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对人的善恶进行审判。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进天堂或下地狱在于自己如何为人行事。

这种观念使得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

本尼迪克特将“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罪感文化”。

因此,在罪感文化中,人们才有向上帝“忏悔”不为人知的隐秘罪错的宗教行为。

而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或者应该说东方人持有的是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强调的是外在的约束力。

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

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

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人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

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应该是犯罪的行为，东方人感到的不是罪恶，不是去去忏悔、赎罪从而希望获得解脱，反而会认为坦白忏悔只是自寻烦恼，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唯恐自己的罪错被他人知道,那样他会感到被讥笑,感到耻辱和不安。

罪感文化中制约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制裁,耻感文化中制约人的是一种外在的力量。

本尼迪克特说到，“罪恶感是引导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力量，如果一个人良心麻木，就失去罪恶感变成反社会的人。

” 而日本人则并非如此，他们行善是迫于社会的压力、道德的限制或是报恩。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

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

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来, 知耻就成了德行之本。

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 “ 知耻之人”成了“ 有德之人”和“ 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

所以日本强调要自我修养，寻求“圆熟”。

“日本的哲学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

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 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 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化嘲笑为动力, 不断自我完善, 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或者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

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 如武士的剖腹。

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 为自己正名。

或者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

前者形成了日本竞尚复仇的风气, 如四十七士的报仇行为。

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 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从低年级上来的, 都受过侮辱, 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下一级上, 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一施虐的典型。

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分析解释一些日本人的行为——关于日本人侵华时残暴的行径和拒绝承认历史的问题。

如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在羞耻感的笼罩下，成了一种受虐一施虐的性格特点，为穷兵默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

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 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洗涤。

日本属于“耻感文化”，对那些应该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只感到懊恼，并且以为只要罪行没有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

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这样看来，日本人拒绝承认二战时期的暴行，篡改日本教科书，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似乎好像有了日本人的理由。

日本民族是一个优越感很强的民族，曾耳闻，日本民族是不会承认错误的。

因为承认了错误，那么自己就是个罪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在世界再有立足之地，再能在世界上抬头，会一直都受到全球人的唾弃。

这种也是日本人耻感文化的一种体现。

在日本人的这种坚持下，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祖先的行径已经渐渐变得茫然不知，反而对中国以及其他的亚洲民族的这种穷追不舍感到吃惊。

中国人是一个胸怀博大、善良的民族，抛开日本人一再挑战中国人的感情之外，也不能对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掉以轻心。

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他们可以在中国盛唐时期学习中国，可以在战败之后迅速并且理所应当的依靠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敌人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日本会用和平的手段在世界谋求自己的地位，但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失败过一次，但日本人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会失败。

倘若成功了，则日本又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并且会义无反顾、理所应当的再次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

当然，促成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此，日本的历史文化都对日本的国民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岛国国民性的特点也在充分的体现在日本人的性格当中。

日本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崇尚武士道精神，具有侵略扩张的倾向，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怀有一种难得的自我优越感，认为大和民族是最完美的民族。

日本人认为其他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或者不能算作人，所以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所以在一次南京大屠杀中就杀死30万中国人而丝毫不感到残忍。

日本人认为他们是来解救中国人的，这种荒谬想法通过他们的等级体系在整个日本国中传播开来。

三、等级制度——各安其分“原罪意识”通过教会组织和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熏陶,塑造了一代代的美国人。

这种“原罪意识”使美国人认为既然人人都有“原罪”,那么人人都是平等的,特别是对于从西欧逃难来到美洲大陆的美国缔造者来说,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形成了个体独立感极强的个人社会。

比如,许多美国儿童对家长讲话,恰如对自己的朋友。

因而,美国人在犯罪错的时候,更多的是向上帝忏悔,而在与自己平等的他人之间,并没有多少羞耻感。

大和民族的“耻感文化”更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被群体的认可程度，使得日本人十分的在意他人的看法，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 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 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逐步西化，但仍然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

日语里有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而且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从简单的动肩、点头直到最高的跪拜礼，因为对一个人十分得体的鞠躬，放到另一个人身上也许就变成了无礼的举止。

所以，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会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

行礼代表的就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自己和别人的级别区分。

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以性别、辈份和年龄差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不分年龄大小，要给兄弟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