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

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

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

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

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

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

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

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

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

在这一时期，周
作人译出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有关的作家及作品共26人约60余篇（部）。

由此可见，周作人不仅是介绍欧洲弱小或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第一人，而且在整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规模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其中俄国作品为当时外国作品翻译之首。

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周作人排名第四（译11种）。

此时外国文学翻译有了明确的目的性，都从“足救时弊”,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学的目的出发,来开展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活动。

周作人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之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文学》) 。

”“以前选译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

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小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点滴》) 。

”
五四前后，既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转折点。

五四以前的中国翻译界，一方面非常重视，大力提倡或从事日本书籍的翻译，而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日本的文化，文学比不上西方，因此翻译日本书籍只是一个方便的捷径，而不是最根本的目的。

而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

这篇演讲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年的文学发展情况。

其中重点提到了"写实主义"的提倡者坪内逍遥及其文学理论着作《小说神髓》，"人生的艺术派"二叶亭四迷及其《浮云》，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为代表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的文学，北村透谷的"主情的"，"理想的"文学，国木田独步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与森鸥外的"遣兴文学"，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享乐主义"的文学，白桦派的理想主义文学，等等。

这篇演讲发表后，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特别是翻译选题所起的指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演讲开了中国研究日本文学的风气之先。

五四以后，不少文学家，翻译家，都对日本文学做了认真的研究，至少是对所译的作家作品做了研究。

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又一特点。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林纾、陈家麟和陈大镫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

二是以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茅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翻译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主力军。

周作人是主张直译而见诸于文字的第一人。

1920 年,周作人在《点滴》中这样说:“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逐字译,不得已也可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适
当。

”“逐字译”和“逐句译”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

但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即死译。

他的直译这一主张始终如一地贯彻于那时的翻译作品之中。

周作人在《空大鼓》译文序中也申明：“不像汉语，——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通汉语一般模式，就是随便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译者面对的毕竟是外国的东西，假如鲁迅所说的对“洋鬼子”一味地“削鼻削眼”，也就失去翻译的部分意义了。

然而他们也并未把直译、意译对立起来，他们也赞成一定程度上的意译或至少兼用意译。

周氏兄弟提出的"直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周氏兄弟的这些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日文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因此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而且，他们在五四时期翻译并发表的日本小说，剧作和理论着作，都体现了这些理论主张，对日本文学翻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鲁迅的《一个青年的梦》还有他们《现代日本小说集》的书名结集出版。

作为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日本小说的选集，它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也象征着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的完成和崭新的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周作人，鲁迅提出的"直译"法，作为在日本文学翻译中被绝大多数译者普遍遵守的一种翻译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拓荒时代，以及从翻译事业的发展史来看，不管别人如何褒贬，周作人始终坚持走自己热爱的翻译道路，他的文学生涯以翻译始，又以翻译终，翻译了多部作品，翻译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繁荣我国翻译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永远都无法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