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人格理论及其他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学说。
这门学说的革命性在于指出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单元,也就是说,面对客观世界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协调的主观思想。
人的主观思想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多元体,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协调一致的合作,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冲突,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
(这种斗争冲突是指超我、自我将本能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以下,而无意识又总是时刻能够返回来干扰人的意识。
人的精神就时刻处在压制与反压制的内在张力之中。
)精神分析学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叛,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自我,并且通过理性能够把握世界和人自身,这在精神分析学那里成为一个神话。
人的精神不再是协调、统一和有理性的,无意识深渊的陌生性、异己性和神秘性展现出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自我。
而拉康的理论将自我的形成建立在一个镜像认同的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产物,并不具有多么牢靠的、真实的、绝对的根据。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对人进行重新认识的科学,“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是人类探索追寻的永恒主题,自古以来的各种学说都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某种诠释,而精神分析学则从人的精神层面对此作出了最深层的、最精微的解答。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创造性重写,他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到精神分析之中,并结合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重新诠释弗洛伊德。
因此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也被称作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一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都是基于无意识和主体(人格)这两个领域进行的,拉康的学说也可以主要分为这两个方面。
主体的形成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在弗洛伊德那里,儿童主体人格开始形成的重要步骤是俄狄浦斯情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儿童与母亲和谐共生,儿童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与整体性的他人的概念,儿童的身体与母亲和外部世界是混沌不分的。
这一阶段的儿童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主体人格尚未建立。
后来,由于父亲形象的介入,儿童与母亲完满自足的双边关系结构,不得不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让位于服从“现实原则”的儿童、母亲与父亲的三边结构。
父亲所代表的世间法对乱伦的禁止是一切社会权威的象征,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儿童开始获得了某种主体人格,开始具备自我和意识,并在性、家庭和社会网络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地位和角色。
可见,俄狄浦斯情结是道德、意识、法律,以及各种社会权威的开端,是主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步骤。
拉康在弗洛伊德说学的基础上提出“镜像阶段”理论,认为镜像阶段在儿童“自我”的形成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婴儿在出生后的6个月之内,即“前镜像阶段”只能被动地接受到外界对他的作用,所得到的印象只能是零碎的片断的,并无统一性和整体性观念。
克莱茵(著名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长期在英国工作)认为,此时的婴儿的利比多并不朝向整个人,而是朝向“部分对象”,如乳房、大便和阴茎等。
拉康在此问题上赞同克莱茵。
6至18个月期间,一般婴儿都会经历一种变化,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的变化。
这一年龄段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
拉康认为这是一种会心之笑,标志着从被动接受阶段向主动行为阶段的转变。
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变呢?拉康认为,心理学上的成像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
成像代表着一种来自利比多能量的同形或自恋的认同。
“像”即一种形态,生物学研究表明,形态(无论是自身像、同性同类像或异性同类像)在鸽子或蝗虫的身体发育成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婴儿的情况较动物要复杂:一方面他从镜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形态,一种具体的像的统一性,这一点与动物无异;另一方面,当他看到随着自己的动作镜像也会有相应的动作时,就会误以为自身已经能自如地控制镜像了,为此惊喜而发笑。
婴儿这种想象性的控制能力的获得显然是以成像认同为基础的。
“镜像阶段”可以说是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与镜像的想象认同使主体(婴儿)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的控制能力。
它表达了婴儿这样一种期待:尽管他仍处在一种不协调、无法自如活动、需要旁人照料的状态中,却在想象的层面上,通过与镜像的认同,期待着一种对身体的整体性的自如控制。
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
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
对于自我的这种构成状况,拉康曾把它比喻为一只洋葱:“自我,是一种像洋葱一样被做成的对象,剥开它,你会发现构成它的连续认同”。
镜像无疑处于这一系列认同的底层。
因此,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原型。
不过,婴儿(主体)一开始并不知道那就是他的镜像,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它”(the other)那么,这个小它或他人是如何成为自我的呢?拉康认为,那是利比多作用的结果。
婴儿对镜像的利比多投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一种来回的流动,拉康称之为“跷跷板”游戏。
通过这种来回流动,婴儿与镜像之间就发生了一种角色的转换。
角色转换引起两种后果:一是借助于镜像的像的形式,婴儿获得了躯体感,二是婴儿有了意识与躯体的区分。
在个体自我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观察某些儿童行为,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角色转换现象的存在,如18个月到3、4岁的儿童活动中可以经常观察到,某儿童打另一儿童时,往往会说“某某人打我”,而非“我打某某人”。
这并非是儿童在说谎,而是此时的儿童正在经历那种角色的转换,加上自我还没有完全确立,故无法分清自我行为与他人行为。
角色转换是主体(儿童)成长的必经的阶段。
镜像阶段的意义:1、一旦自我借助于镜像开始确认,主体(婴儿)不但获得了统一感与整体感,而且同时意味着差别开始出现,正是因为婴儿发现了差别的存在,他才需要借助于统一感来消除差别。
所以,镜像阶段除了促成了自我的诞生,还意味着在主体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2、体现了开创性、潜在异己性及分裂性的并存。
开创性指的是自我借助于镜像而诞生;异己性指的是镜像又是一个小它或他人,异己性就是“他性”(otherness)。
“他性”似乎更像是人的一种根本性。
因为,从根本上看,“他性”这种异己性始终是在场的,所以人类主体根本上是分裂的。
拉康的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晚期关于“自我分裂”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
弗洛伊德从恋物癖的研究中发现,自我的内心可以共存两种相反的心理取向和态度,一种承认某种外界现实,另一种予以否定。
拉康从“自我分裂”的观点出发,认为自我不是一种具有自主功能的适应性心理结构,而是幻象的所在地。
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
大约在18个月左右,婴儿的兴趣就从对镜像的迷恋转移到试图对工具的控制和他人的行为交往中去,于是“镜像阶段”宣告结束。
婴儿迷恋镜像的行为的消失,有助于主体的顺利成长。
因为只有当婴儿从自恋的想象认同中脱身出来,象征秩序或语言的介入才成为可能。
在具体的个体成长过程中,婴儿很快就能认识到,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如果他仍然不用言语来表达其需求的话,那么,父母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理会它了,其需要于是也就得不到满足。
当儿童认识到父母对他的非言语的要求根本不予回应时,“镜像阶段”就结束了。
菲勒斯(Phallus)婴儿一旦从镜像的迷恋中脱离出来,他就会转向他人。
最重要的他人莫过于母亲。
拉康认为,单独的母婴关系并不存在,它只能是想象三角形中的一部份。
想象三角形的另一元是什么呢?拉康称这一第三者为菲勒斯。
菲勒斯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它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
要理解这一概念,需从“欲望”概念着手。
拉康认为,人是欲望的载体,是一种欲望主体。
就母婴关系而言,婴儿欲望的对象并不是母亲,而是其它东西。
那其他东西是什么呢?为了独占母亲的爱,婴儿往往会想方设法来取悦母亲。
从根本上说,要想真正取悦母亲,就要成为母亲欲望的东西。
所以,拉康称儿童的欲望是一种欲望的欲望,是欲望满足母亲欲望的欲望。
说欲望关系是三元的,那是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婴儿与母亲的欲望共同指向的第三者菲勒斯。
作为母亲欲望指向的菲勒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了一种缺乏,是关于缺乏的能指。
欲望的根本对象就是一种缺乏。
拉康在对象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对象首先呈现在一种对失去了的对象的寻找中。
对象总是重新找到的对象。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通常觉得自己是被剥夺了重要器官的性别)。
母婴之间最初的爱的关系,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无偿给与,而从婴儿的角度来看,对应的是一种呼唤。
所谓呼唤,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么一个层面,即母亲有时候是不在的。
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制约因素拉康以想象级、符号级和现实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儿童的无意识成长发展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有两重以上的含义,即双关语式的或称为语言歧义。
想象级(The Imaginary Order)是“想象——形象”;符号级(The Symbolic Order)是“符号——象征”;现实级(The Real Order)是“现实——实在”。
想象级在镜像阶段,儿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这是想象活动的开始,想象的进程是先出现形象,再发展为精神的活动。
拉康称之为“啊哈顿悟”(Aha—Erlebnis),儿童从镜像中看到自己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从而产生了符号原型。
“我”的一种最初形式在这个原型中诞生。
拉康把认识的开端定为影像,显露出一种时代精神,即德里达所说的“原型书写”(proto—writing)。
经过镜像阶段,儿童心理中原本破碎的影像为镜中的自我形象所取代,从而取得自我认证。
但这一过程的性质在拉康看来只是形象的假象,还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因为它仍然是自我的想象,并未经过符号与现实的检验。
在生理方面,儿童还不会说话,没有符号的认同也未得到文化的同化。
所以说,镜中映像虽然能令儿童欢欣鼓舞,而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假象。
换言之,儿童看到的只是关于自己的一个外在形象而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真正认识需要通过社会化来实现(当然根本上是实现不了的——这个问题留到现实级来讨论),而社会化就意味着符号化、象征化。
说到“假象”,就必然会联系到移置、替代,等等概念,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说。
弗氏认为,精神病的实质是由于人的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不能进入正常的意识,转而进入潜意识领域,形成精神病的作用力。
这种作用力要得到发泄,就会寻找它的替代品,这便是精神病的症状。
而且这种作用力一直在反抗意识对它的分析和矫正作用(不愿正视现实),拒绝把潜意识化为意识。
这种反抗也叫防御机制,它本身也是病态的。
弗洛伊德说:“一种心理的动作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但被纳入潜意识系统,这种历程叫做压抑。
又如潜意识的心理动作,在意识阀的门口,为检查作业所排拒,因此不得闯入前意识的系统,这种历程,我们也称之为压抑”。
简言之,“压抑”就是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压抑”导致移置、转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