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关于经济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政策和法律也在发展变化。

这一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核心内容，它源于改革开放实践，又推动了改革开放实践。

这一源于实践又推动实践的改变，过去已经进行了30 多年，今后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健全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全确立。

我国经济制度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四次重要变化。

一、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78 ～1982 年)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 决不允许把它们当做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

1979 年1 月，邓小平同志约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业者座谈，即历史著名的“五老火锅宴”，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落实原工业者的政策”，“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

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提出要利用外资，并允许原工商业者办私人企业。

6 月，国家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律。

1980 年9 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这是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所有制作出全新表述。

1981 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2 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这就在根本大法上确立了个体二、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3 ～1988 年)在个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私营企业也逐步兴起。

1984 年 10 月，针对安徽芜湖个体工商户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雇佣员工大幅度超过雇工8 人界限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个体户雇工人数问题用不着急于解决，“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实际上代表国家在思想观念上承认了私营企业。

1985 年 4月，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私营企业执照以国务院特批形式颁发。

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授权大连工商局向大连光彩实业有限公司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1986 年 9 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提出“多种经济成分”概念。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境外投资者在我国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

1987 年8 月，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管理暂行条例》。

10 月，中共十三大提出“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是以国家方针形式支持发展私营经济。

1988 年 4 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是改革开放后宪法首次明确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6月，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将宪法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在8 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国家政策法律的变化，推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8 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 1452 万户，从业人员达 2304 万人，注册资金 311. 9 亿元，经营总额达2730 亿元; 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40 634 户，从业人员 72. 3 万人，注册资金32. 85 亿元。

当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总额大约相当于社会总产值的10%多。

三、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 ～2000 年)1989 年 7 月，国家工商局出台《关于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检查。

1990 年2 月，农业部出台《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办法》，明确了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的合法地位。

1991 年国务院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提出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1992 年 1 月至 2 月，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论断; 还特别指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

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0 月，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这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念和不同经济成分的联合经营概念。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1995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1999 年 3 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了宪法，明确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宪法第一次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2000 年 1 月，国家工商局颁布了《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允许开办个人独资企业。

2000 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 2571 万户，从业人员5070 万人，注册资金3315 亿元; 私营企业176 万户，从业人员2021 万人，注册资金13 308 亿元，占全国内资企业注册资金的 10%以上; 个体私营经济实现营业额 3 万多亿元，相当于全国社会总产值的近 20%，加上外商投资企业，非公经济产值大约相当于全国总产值的近25%。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改革开放史。

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扭转国有企业的亏损状况是改革的关键。

但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已将放权让利政策发展到了极致，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已无权再放、无利再让，要想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寻找新的方法。

第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为增强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向地方和企业下放一定财权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从1980年开始，我国先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从1987 年开始，为配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我国全面实行了财政大包干体制。

这些改革措施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也带来了财力过于分散和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消极现象，尤其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两个比重”）的持续下降，造成了中央财政困难的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分配职能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同时，地方财力的不断加强，形成了财政上的“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

那么，提高“两个比重”，扭转中央财政困难成为了当时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价格改革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价格体制取代传统的政府定价体制，实现价格模式的转换。

改革的措施和步骤是渐进式的，双轨制价格是我们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发明，是保证改革平稳过渡的一项重要政策。

但是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双轨制价格长时间维持会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滋生腐败现象等诸多问题，因此实行价格并轨是必须要闯过的关口，然而1988 年价格闯关受挫，以及其后国内外形势的波动，使得价格改革的市场化进程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而长时间维持双轨制价格带来的问题也越积越多。

此外，金融、投资、外贸等多项经济体制改革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实践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突破口，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的推进都牵扯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遇到姓“社”与姓“资”的困扰，对此，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争取时间干。

但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却使关于计划与市场、姓“社”与姓“资”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却不能再等待这场争论慢慢地平息1992 年1月18 日至2 月2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寻求着这些问题的解决。

邓小平为何如此急切？最主要的是担心时机的丧失。

首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打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继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东南亚四小虎”也蓄势待发，中国如果不主动迎接这一潮流，加速发展，将如同文革十年一样，再次被世界甩在身后。

其次，20 世纪90 年代初，正逢国际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加速，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如果还纠缠在计划与市场、姓“社”与姓“资”的问题上，不主动参与到世界分工当中，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再有，三年的治理整顿已顺利完成，经济形势稳定，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加快发展的内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