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问世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从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亨廷顿对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

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掀起讨论的热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一种分析和预测。

他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范式，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

学者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文明冲突论”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则针对文化之间是否只有冲突、文化冲突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似乎已经过了它的热议期，那么，现在再来谈论或分析“文明冲突论”是否还有价值？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发展，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延伸，文化的全球化也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其进一步分析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文化全球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本文试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进行剖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全球化文化理论的认识。

一、“文明冲突论”的背景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前言中，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

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①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学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

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冷战时代”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

“文明冲突论”即是亨廷顿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分析与预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通，跨国公司为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将资本从一国转向另一国；再加上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巨大扩张，给人们造成时空急剧压缩的感觉，世界正变成“地球村”，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研究者出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

目前，学术界一种狭义的观点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然后逐步向经济贸易、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市场规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扩大至整个世界；一些可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如个人取向的行动正在蔓延、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老龄人口的急遽增加等，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据此，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化的后果有三个假设：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民需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同质化；贸易经济的同质化。

以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观点，则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极大地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

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再有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欧美式理念渗透整个地球的时代，“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②。

福山的诠释在向人们宣告，未来的世界将是同质的世界。

当整个西方世界还在为一个“和谐”世界的出现而欢呼时，塞缪尔·亨廷顿却为西方的衰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的冲突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未来战争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

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总称，文明与文化未作区别。

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③“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

”④二、“文明冲突”的根源分析和研究“文明冲突论”时，人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就给出了他的解释。

首先，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还是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间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差异。

虽然差异与冲突、冲突与暴力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关系，但是，长久以来，文明的差异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冲突的导因。

第二，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们加强了对自身文明的认同、加深了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认识。

第三，世界性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削弱了作为人们身份来源的民族国家，而世界性的宗教则填补了文明认同的缺口。

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强化了文明的意识：一方面，西方文明处于力量的顶峰，使得非西方文明出现寻根现象；另一方面，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文化流行的同时也在寻求发展自身的文化。

第五，文化的特征和差异具有相对稳定性，比政治、经济特征和差异更难协调和变更。

人们可以选择和改变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文明的差别、特别是宗教差别确实不能改变的。

第六，经济区域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源于文明共同体的合作，另一方也加强了文明认同的意识。

基于上述原因的分析，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层面上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在地区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国、集团之间。

由上可知，亨廷顿将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归结为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差异。

那么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文化差异一定会导致文化冲突吗？如果不是必然的，那么文化差异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文化冲突？一般说来，文化之间的差异大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文化之间力量相差悬殊；另一种是存在差异的文化力量相当。

前一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文化一般不会对较强大的文化构成威胁，它只能勉强存在或者在与强势文化的抗争中逐渐消亡。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当实力相当、存在差异的文化相遇，如果都把各自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那么文化冲突不但容易发生，而且会表现为激烈对抗的形式。

当文化的差异被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这时的文化冲突还会演变为暴力冲突。

因此，从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冲突，但差异性并不是冲突的必然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文明、文化如何对待这种差异。

如果人为地夸大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蛮横地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或者只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甚至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拒绝正常的沟通、交流，就很可能导致冲突。

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都是共性与个性、共同与差异、同质和异质的辩证统一。

正确认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是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观的思想基础。

一般来说，割裂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去理解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最容易导致对文化作“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两种倾向的评价，而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又是文化霸权的主要来源。

文化中心主义夸大了一种特殊文化的普遍性，它把自己的独特文化模式看作最好的模式，进而产生把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等视为中心或标准，并以此衡量其他文化模式。

在当今世界舞台，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文化置于文明的制高点。

它们借助全球化的文化构造,借助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文化同化”倾向,利用自身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力,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以期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征服其他的民族和国家。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不能不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强烈的文化反弹，从而导致国际间的文明冲突。

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任何一种文化或民族作为中心的普遍论，它尊重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肯定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存在的权利；但它也容易夸大一种文化价值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否定文化的普遍价值。

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会导致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可能导致文化专制和复古倾向，盲目自大且盲目排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展处于停滞衰落的局面。

因此，这两种文化倾向都极易走向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导致国际社会间的文明冲突。

那么，是不是只要不同文明之间放下民族偏见，相互宽容、理解就可以达到文明间的和谐相处？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要想深刻理解文明的冲突，仅从文化这个层面来分析是不够的。

应该看到，文化霸权不仅是文化主体的主观态度和观念，更是一种现实性的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

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的扩展，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由中心地带渗透到边缘地带；二是边缘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中会努力发挥自身的影响。

由此，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全球化扩展。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会表现出文化的强势与弱势，这取决于文化实体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自身的优越程度，还有文化对现实的适应性。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程度意味着某一文化或文明的强大与昌盛程度，而如果一种文化处于原始生活中的贫困状态，生活在这个文化下的人必须首先解决的是他们生理上的存活问题，而没有能力创造繁富的精神文化，其结果势必造成一种文化的贫困。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处于劣势。

西方文化正是凭借着庞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通过强大的媒体、互联网、各种文化电子产品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等等的渗透，对非西方国家不断侵蚀，使其文化受到威胁。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体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全球化给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带来的机会是不平等的。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综合实力、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再加上历史原因造成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在全球化进程中处处占得先机并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实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劣势则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应对、被动的地位。

由此，在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世界经济的运转在整体上更有利于经济、技术水平和能力更强的国家,特别是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不断地为发达国家的发达付出代价。

世界体系的这种不均衡性同样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

因此，文化上的不平等、文化霸权的存在又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