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三xx”诗歌异同“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xx”诗风比较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

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

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

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

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

《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

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

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

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

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

《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

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

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

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xx”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

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

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

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

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

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

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

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

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

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

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叹“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

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

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

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

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

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

三、“三xx”xx歌思想内容比较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

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曹操现存诗21首，其中游仙诗有《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善哉行》、《秋胡行》二首，是曹操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

纵观xxxx，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娱乐“调笑”，曹操对神仙方术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曹操《气出唱》其二中“今日相乐成为乐”、“乐共饥食到黄昏”，《气出唱》其三中“东西厢，客满堂。

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

”有明显的娱乐调笑之意。

二是“求贤”揽才，《秋胡行》其一：“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三是忧世不治，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不戚年往，世忧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曹操在《善哉行》中也明确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四是忧寿不永，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思得神药，万岁为期。

得之未闻，庶以寿考。

”曹操游仙诗几乎每一首都叹老嗟岁，期求长生。

曹操不信神仙方术，但并非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越到晚年，这种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思想越是明显。

早年对方术“聚而禁之”，“不信之矣”的曹操，到晚年则有点动摇，对方士长生之术，道教延年之方，有点心向往之。

曹丕现存诗44首，游仙诗只有两首。

其中《折杨柳行》写神游两山，《丹霞蔽日行》叹人生无常。

曹丕的游仙诗既无曹操的娱乐“调笑”，又无曹操的“不戚年往，世忧不治”，有的只是对神仙方术的怀疑和否定。

“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折杨柳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

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丹霞蔽日行》）对比曹操、曹丕游仙诗，曹操更感性、更热情，曹丕则更理性、更冷静；曹操“悼于人世，归于时业”，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曹丕则“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折杨柳行》），尽为理性十足的生命之思；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社会责任相联系，有着更多地政治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曹丕则将自然生命与生死观、自然观相联系，有着更多生死观、自然观的批评探求；曹操游仙诗有着强烈的诗性精神，曹丕游仙诗则多了些理性精神，少了些诗性精神。

曹植现存诗90余首，其中游仙诗14首。

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忧生患害。

曹植游仙诗皆作于黄初、太和年间，也即曹丕登基之后。

此时的曹植，因建安时期所谓的“争为太子”而屡遭曹丕父子的猜忌压制，名为侯王，实为囚徒，抑郁失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还有生命之忧。

因此曹植游仙诗，大量抒写忧谗畏讥、忧生患害之情。

如《苦思行》中“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

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

”写曹植攀云追仙之中，偶遇一隐者，隐者告诫曹植要慎言，避祸免灾。

二是渴望自由。

曹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由，便只有到神仙境界中去幻想自由、追寻自由。

如《仙人篇》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

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

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

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

”又如《游仙》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

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

”皆极力描写人生悲伤，追求自由的心志。

三是企慕长生。

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方术，在作于建安时期的《辩论道》中，曹植直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直斥甘始的引气导引、左慈的房中之术等“当世方士”是“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

他认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并且人命的长短与天命鬼神无关，人命取决于各自身体的强弱和保养的好坏。

然而到了黄初，经历种种迫害，处境岌岌可危，心情惴惴不安的曹植，便逐渐接受了道教方术思想，在作于后期的《释疑论》中，曹植否定了自己“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的思想，转而称赞左慈断谷、甘始炼药以饲鱼、蚕、鸡的神奇功效，并表示“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

”因此，在曹植游仙诗中，特别是作于太和年间的游仙诗，便出现了“授我仙药，神皇所造。

教我服食，还精补脑。

寿同金石，永世难忘。

”（《飞升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

”（《驱车篇》）等求仙延寿，服食长生的内容。

综观“三曹”游仙诗，“三曹”中，曹操、曹丕均对神仙一说持否定态度，曹植后期则寄望于长生之谈。

曹操游仙诗有娱乐“调笑”的一面，曹丕、曹植则无，曹丕游仙诗直斥“迂怪”，无此兴趣，曹植游仙诗则“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在心。

”（《九愁赋》）曹操、曹植游仙诗皆有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一面，曹丕则无，曹丕游仙诗“达人识真伪”，不信神仙方术。

曹丕游仙诗仅限于生必有死的自然生命探究和“百家多迂怪”的神仙方士批判，曹操、曹植则不止于此，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相贯通，重在“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抒发，曹植则将自然生命与精神自由相联系，重在忧患之心的吐露，精神自由的追求。

曹丕游仙诗冷静而理智，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少了一些生命激情，曹操、曹植则相反，曹操游仙诗“悼于人世，归于时业”，曹植游仙诗则“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皆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