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落第与佛教的关系
士人在科举中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一些烦恼、挫折、打击。

在科举失意时，他们容易颓废；在仕途蹭蹬时，他们需要休息；在动乱岁月，他们渴求解救；在经历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中，他们需要解释……这些主观需要，一旦和大而无当、神秘莫测的佛教排上板，佛教便趁虚而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参加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录取人数则十分有限，以致很多人都不能一举成名。

唐人杜佑说：“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
[1]（p.357）贞元十八年，唐德宗下敕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

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

”[2]（p.1639）这样一来，难免有人落榜，更谈不到入仕，这是国家制度造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代有不少文人遁迹佛门。

他们中有些人或因科举屡屡失利而心灰意冷，或看破功名利禄，而削发为僧。

如增忍原为儒家子，“数举不捷”，不得已，“顿挂儒冠，直归释氏。

”[3]（p.1639）又如“终南山圭峰禅师宗密，果州西充人，姓何氏，世业儒。

宪宗元和二年，将赴贡举。

偶造遂州圆禅师法席，味其道法，遂求披剃，当年取具。

”[4]（p.821）其中不少人因其高深的佛学修养而成为佛门的一代宗师，如宗密就成为华严宗与禅宗的一代宗师。

他们中有中举后由于种种原因遁入佛门者。

现可考的有张贞（661年进士及第）、武云坦（715年童子
及第）、释明演（756年明经及第）、王缄（857年进士及第）、释道氤（690年以前进士及第）、释普门子（进士及第）、释寰中（804
年中甲科）、释甄公（当为肃宗代宗之际）、释应之等九人。

这些人遁入佛门，或者是因为人生突遭极大的变故，如“释寰中，姓卢氏，河东蒲坂人也。

禀灵特异，挺质殊伦……学通终古，辞实丰赡。

年二十五，随计中甲科，然未塞其怀，复思再捷。

无何，遭母之忧，遂庐于墓所，及服阕，径往北京童子寺出家。

”[5]（p.273）当然，也有因为中举后屡次受挫于吏部选事而出家者。

唐代的进士、明经考试，及第只能取得出身，并不能立即取得官职，须再经吏部试合格（称“释褐”），方能步入仕途。

如“释甄公，姓鲁氏，江陵人也。

少而警慧，七岁诵《诗雅》，遂应州举，三上中第，未释褐。

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显披缁，投福寿寺辩初法师，以为模范。

”而晚唐的应之则是在复试时被黜愤而出家的。

士子中举后出家为僧的情况，多发生在中唐以前。

如释道氤，《全唐文》卷九一四小传记其“少擢进士第，后遇梵僧心愿出家，事京师招福寺慎言律师为师。

元宗幸洛，敕与良秀、法修随驾。

开元二十八年卒。

”这恰与科举取士在唐代发展的进程相符：科举自中唐后渐趋重要，显宦多由科举出身（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科，中唐以后，进士科尤重）。

一旦登科，百千万里尽传名，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仕途也相对平坦，故舍官（举）出家者渐少。

士人科举落第与佛教产生联系，其中的一些原因也与士人习业
山林寺院有关。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登第的郑谷，在《赠下第举公》诗中说：“见君失意我惆怅，记得当年落第情；出去无聊归又闷，花（一作苑）南慢打讲钟声。

”[6]郑谷当年落第，心情郁闷，听见僧寺集合僧众讲经说法的钟声响起，自己无聊的随着钟声手打拍子，计算数目，还是离不开佛教气氛。

有的落第士人还把满腹牢骚的诗文，题在佛寺墙壁上，于邺有《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一诗。

[7]另外，有的士人希望从佛教的出世主张中寻求慰藉。

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诗说：“怀土（一作玉）泣京华，旧山归路赊。

静依禅客院，幽学野人家。

林晚鸟（一作鸦）争树，园春蝶护花。

东门有闲地，谁种邵平瓜（西汉初年，故秦东陵侯邵平沦落为贫穷百姓，种瓜于长安城东）？”[8]
在唐代，士人科举备考、读书、考试、中举、落第这一系列过程，总与科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儒家的入世与佛教出世本事格格不入，它们之间之所以产生这些联系，这与唐代儒释融合有关。

儒释之间的融合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可能在700年前后在一度削发为尼的武则天的支持下，佛教发展到顶峰。

然而在5-8世纪之间繁荣起来的佛教慢慢被改造成一套与原始宗教很少相似
之处但却很适应中国制度的思想和习惯。

”[9]（p.107）北宋苏轼也曾说过：“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之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

”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中国文化。

佛教为顺应发展必须顺应当时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样，佛教不得不与中国文化进行
比较和吸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理论加以补充、修正、解说，逐渐与传统文化合流，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

由于佛教在社会上无论是对知识分子还是黎民百姓都与巨大的影响力。

统治者也不得不对佛教加以改造利用，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样，佛教走向平民化，也就是走向世俗化。

这也就是科举和佛教发生很多联系的重要原因。

另外，儒家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吸收佛教理论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增强它的吸引力，儒家佛教文化的合流成宋明理学的先驱。

佛教对科举制产生了一些影响，为中国的文化增添了些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杜佑撰.《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12月.
[2] 唐会要.卷76《缘举杂录》
[3] 赞宁.增忍传.宋高僧传（卷二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释氏稽古录（卷三）[a].大藏经（第49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
[5] 赞宁.唐杭州大慈山寰中传[a].宋高僧传（卷一二）[c].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全唐诗》卷670
[7] 《全唐诗》卷725
[8] 《全唐诗》卷530
[9]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江苏人民出版。